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谈（约前169-前110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为汉初五大夫，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太史公。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因为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所以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父司马喜，子司马迁。
司马谈，西汉时史学家，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华池村)人，司马迁之父。他博学多识，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从哲学家杨何学习《易》，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钻研。 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对先秦的思想发展史作过广泛的涉猎和研究，认为当时流行的各派学说，即阴阳、儒、墨、名、法各家思想互有短长，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他将研究成果整理撰成《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各学派的思想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是一篇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至今仍是史学界研究先秦思想史、哲学史的珍贵文献。在这篇论文里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的思想。从而反映了汉武时代社会和统治思想复杂化的现实情况。其六家之说，不仅为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以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名儒刘向、刘歆父子给先秦诸子分类奠定基础。 司马谈早年立志撰写一部通史，他在任太史令时，接触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广泛地涉猎了各种资料。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他随同汉武帝赴泰山封禅，途中身染重病，留在洛阳，不久即卒。在弥留之际，对赶来探望的儿子司马迁谆谆嘱咐：一定要继承遗志，写好一部史书。司马谈虽然未能动手撰写通史，但为《史记》的撰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确立了部分论点。司马迁写成的《史记》中的《刺客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诸篇之赞语，即为司马谈之原作。
司马谈生长受教育于汉王朝的文、景时代，据司马迁说，司马谈的学问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所谓学天官，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其二是“受《易》于杨河”。杨河是汉初有名传《易》者之一。《易》是讲阴阳吉凶的，这和天文星象都有关系。其三是“习道论干黄子”。黄子便是黄生，他擅长黄老之术，曾和辕固在景帝面前辩论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件事的性质。黄生的议论正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司马谈学习这些，为他以后作太史令打下基础。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是武帝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时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也是吏官历来的传统。由于责任心的驱使，在他临死的时候，拉着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他希望在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他以为一个人事亲、事君的最后目的在于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乃是最大的孝道。他看到自孔子死后，至今四百多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所以内心十分惶惧不安，热切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未竟的大业。司马谈流传“下来的文章是《论六家要旨》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概括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加以论述。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