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国家）观后感
《家国天下》读后感
有总结也有读后感，或者都不如说我是我认同的观点： 1，古代中国人经常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的连续体中，家国是中介产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虽然可以通过近代王阳明的心学打通个人和天理的关系，但在这个连续体中，中国人的自我仍然需有鲜明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是需要融入国家秩序实现自我价值的政治和伦理秩序中的自我，另一方面是独立实现个人良知的“天民”。古代中国人思想观念中的自我定位，镶嵌在自然与社会的两极分化的认识之中。p.4-5 2，近代西方对“天朝上国”理念的冲击，不仅仅打破了封闭的国门，也撕碎了对家国天下连续体世界观的认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让近代中国人失去了从家国认知天下的方式，天下/世界和自我本身的定位都变得陌生起来，清末的混乱的格局根基于新视界观的构建和对自我认同的探索。p.7 3，古代中国人所谓的“中国人认同”，并不是近代意义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是对皇族所统治的王朝的认同。古代的王朝不并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不能把王朝认同等同为国家之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p.25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测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建构秩序为“天下 - 王朝 - 文化民族 - 家族 - 个人”，但现代中国人建构的秩序可能为“天下/世界 - 族群（华人、黑人、白人等） - 国族（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日耳曼民族等） - 国家（法律上的国家） - 文化民族（汉族、蒙古族、藏族等） - 社会 - 家庭 - 个人”。 4，清王朝的认同建立在朝廷对满人、汉人、藏人、蒙古人等不同文化族群尊重之上，满人在坐拥权力的同时没有尝试文化上同化汉人、藏人或蒙古人（所谓“改土归流”），而是制度化地尊重各自的差异、取长补短彼此共融。这样多元化的共存让满族人执掌的清王朝能安稳统治其他各异的文化数百年。p.32 5，在现代，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这类国族是一个建构的产物。一个族群可能包含多个国族，如白人中包含美利坚民族、日耳曼民族等。一个国族中可能包含多个多家，如朝鲜半岛上民族建立的朝鲜国和韩国。一个国家可能包含多个文化上的民族，如中国至少有56个民族。一个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单元，可以以地域划分也可以以利益群体划分，具体不多阐述。p.42 6，“在需要想象一个统一的国族的时候，清朝统治者裹足不前，面对民间汹涌的民族主义大潮，他们既严厉弹压革命派激进的汉族共和主义，又不敢回应立宪派温和的“五族君宪”的大中华主义，于是将民族主义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民间，出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由于朝廷在创造同质化的官方民族主义上无所作为，听任各民族、族群和地方的四分五裂，以王权为枢纽的帝国无法主动地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特别是缺乏一个想象性的民族共同体作为其国家基础，因而到了1911年被民间的民族主义推翻，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p.52 作者的思想局势描述很好，顺理成章换成在情理之中会更保守些。 7，辛亥革命成果是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激进汉族共和主义和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五族君宪主义的妥协产物：革命派赢得共和政体，五族君宪变成五族共和。清王朝解体后各个势力为建立国族所面临的，对外要谋求富强、融入国际普世价值和普世交往习惯，对内面临的是建立秩序、实现更多民权民主和法治。上个世纪，对外谋生存和某富强逐渐占据上风，到现在，中华民族的对内建构仍在进行中。p.53 8，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只是汉族人对新建国家幻想的一己之私，并未获得边疆满、蒙、藏、回等其他几个民族的认同，伪满洲国建立、西部穆斯林地区分离倾向等民国初年不曾断绝，这说明当时中华民族这个国族的建构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如姚大力所说“历史反复提醒我们，掩盖在国家民族主义外衣之下的，经常就是一国之内主体人群的族裔民族主义。”从黄河流域发际的皇帝不太可能是西藏高原、新疆穆斯林、东北满人的祖先；如果高压汉化的方式同化边疆民族进而建构统一的中华民族国族，这会引来其他文化民族的排斥和反弹，如果苏联解体的不稳定少数民族势力。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汉族人真的就是这样一直压迫其他民族吗，中华民族就是一个这样压迫少数民族的国族吗？p.65 9，“也就是说，在严复、梁启超哪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规律中，具有超越意志的天所选择的不仅是强者，也是文明。适者作为一个强者，最重要的是遵从天道。西方文明之所以是中国的楷模，不是因为其强，而是因为它代表着比中国更高级的普世文明。中国的救亡表面上是求富强，但其实质是求文明。正如墨子刻（Thomas Metzger）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在西方那里发现了实现中国儒家理想的最好手段。”p.108 10，张君劯试图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建立能够应付危机的国族中华民族，和德国赫尔德、费希特的文化民族主义传统相似。p.131 11，张君劯信奉的是文化的、开放的、温和的民族主义。“他所希望的，是一个有现代法律和制度，同时又以德性伦理为核心认同的民族国家。这不仅是一个法的共同体，而且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是一个充满独特文化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社群国家。”p.139 12，“张君劯的民族主义是土在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民族的核心文化、寻找过去与将来的桥梁。而张佛泉的爱国主义是当下的，是斩断与过去联系的当下，是不再有历史只有未来的当下，是朝着世界历史普遍性前进的未来的当下。”p.143 我很好奇张佛泉的未来是从什么样的历史得出的。 13，“在张佛泉的理想中，只有符合自由民主基本原则的政治共同体，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张君劯所认同的民族文化，也是简单的事是认同，而是经过按照特定的现代标准（以精神自由为核心）加以选择乃至重新诠释过的文化传统。”p.144 这回答了上条中的问题。 14，“问题在于：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如何与民族文化传统接轨？在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背后，还需要有相应的核心价值作为其公共文化平台吗？这一核心价值究竟是罗尔斯式的政治自由主义，即承认文化多元主义，在德性问题上保持中立，只是在争议问题上形成重叠共识，从二建立公共理性；还是想亨廷顿和麦金泰尔那样，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必须是一种整全性的、渊源于原初居民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在“正当”和“好”的问题上也形成社会共识？——这一切问题都异常复杂，不仅是当年张佛泉、张君劯碰到的问题，如今也成为跨文化、跨国界的时代困境。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认同，以及不同的对公共文化的理解， 对于个人而言，当然可以自由选择，或兼而有之。但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究竟是政治自由主义的途径，还是社群主义的方式来确立立国之本，似乎是一个永恒的争议性主题，曾经困扰过张佛泉、张君劯那代知识分子，今天又继续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实践。”p.145 15，古代中国政治权威来源于两处：天道和民意。p.152 16，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没有解决新的民族国家的权威来源的为题，所以今天的中国依旧承受着这份复杂的历史遗产。p.176 17，“在1912至1927年短短15年间，民国的政治便浓缩走过了从英美的议会民主制到德国式的行政威权制再到仿效苏俄的党国体制道路。期间制度转换之快，动荡之激烈，世所罕见。而制度表层的剧烈变革的背后，正是公意的实现与代表性危机所致。”p.184 可能拥有民国初年实际权力斗争需要。 18，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政党的传统。p.190 19，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人基层民主的庞大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政治运动的方向。p.208 20，民国初年儒家伦理观念和家国认知的式微，公共生活层面带来的是无休止的政治混乱和秩序探索，个人层面的纵欲主义和物质主义也甚嚣尘上。精神虚无主义弥漫人心，人们纵欲后却陷入更深层次的虚无。如此循环，万劫不复。p。231 也就是说民初中国人断绝了“家国天下”这条“通天”的渠道，其实自我认知也模糊了。 21，“晚清以来以富强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因为被掏空了文明的内核，已经蜕变为一场权力竞争的游戏，而民初从政治到精神的乱局，正式这场权力游戏的恶果。”p.232 说回来还是缺乏文化内核，这又回到张佛泉和张君劯的辩论中去了，然后要探讨是务实寻找民族文化还是依据民主法治制度重塑的民族文化等等。但笔者可能更认同是制度塑造文化而不是相反，因为更主动地讲是行为塑造性格、而不是性格塑造行为嘛。 22，狭义的国家主义的实质乃是强权主义，相信强权之上无公理，强权即公理也。p240 23，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历代如此，无一例外。p.338 24，“以儒家为内涵重建宪政秩序已不可能”。p.339 25，“个人自由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人们有权利追求自己那份快乐，而是为了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个性自由发展，发现自我，完善自我。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个性的社会。”p.362 26，“约翰密尔将公众之善与个性自由并重的原则，在五四的个人主义建构之中，具有重大影响。……五四的个人主义固然立足于小我，但这个小我不是物欲的、感官享受的小我，而是有个性、有理性、有担当、有责任的小我，个人的终极意义乃事为了人类、社会和公众的那个大我。”p.362-363 26，民国初年小我和大我的含义被严重地“主义化”，不同的主义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威权主义各有各的国家观念。各主义的大我观和小我观的内涵，以及大我和小我间的群己关系，变得扑朔迷离。p,378 27，“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382 28，“任何一场改革，都是一场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p.396 29，“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症结在于没有稳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p.413 30，“杜亚泉特别强调：个人虽然对国家负有责任，但在尽责任之前，首先要巩固个人之地位，警惕个人被没收入国家。”p.421 31，“当中国知识分子将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注）的胜利视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不再相信晚清以来的强权主义，重新确立了公理作为秩序正当性的价值尺度。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再是物质的实力或国力的强弱，而是文明的程度，以及是否建立了自由、平等的文化与制度。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这一启蒙价值观，深刻地根植于爱国学生的内心深处。当五月四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争取的不是狭隘的国家权益，而是普遍的公理，他们不仅为民族的利益外抗强权，同时也为普世性的全球价值而抗争。代表五四运动核心精神的《北京学生宣言》说得很明白。”p.430 32，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p.438 用中华这个词或许会好一点。 33，“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中华文明之所以经历五千年而不衰，不是因为其封闭、狭隘，而是得益于其开放和包容，不断将外来的文明化为自身的传统，以天下主义的普世胸怀，只关心其价值之好坏，不问种族意义上的我的、你的，只要是好的，通通拿来将你我打通，融为一体，化为我们的文明。”p.438 a slow melting pot。晚清变局的核心在于，在新的天下中中华文明不再是一权独大的天朝上国。在这个新的天下局势中，应该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用天下/世界的普世价值重新是自己融入于世界中，而不是墨守陈规幻想继续一家称霸世界；其前的共融可以带来多元性的繁荣，后者的称霸只能带来对其他文明的璀璨和毁灭。而做到前者的一切都是基于规则善良交往就可以做到的，做到后者除了暴力和破坏既成规则很难做到。但我们要问一句，所谓“平天下”一定意味着称霸世界吗不能意味着为多元的天下贡献自己的和平呢，只有称霸世界的国家才是一个好的国家吗难道尊重他人的差异为天下贡献多元不可以吗？ 34，许纪霖先生所说的“新天下主义”简直就是universial values的另一种翻版。p。442 35，“国家利益至上，永远只能说服“我者”中的利益中人，而无法让“他者”心悦诚服。儒家之所以博大，乃是越一身一己之“小我”、一家一姓之王朝利益，而有天下之普世价值，这是一个最大的“大我”，人类的“大我”。”p。452 36，“白永瑞教授指出：“若中国不是立足于民主主义，而是借由复兴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来追求权力的正当性，走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创出克服其弊端的独特发展模式，即使中国有意要主导东亚秩序，也不容易让周边国家自发地参与其中。”p.454 37，“过于单一和齐整化的民族国家思维对内无法化解边疆与民族问题，对外无助于缓和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p.45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
伴随着倒计时声,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7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即将发射.随着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中国第三架载人飞船“嗖”地脱离了运载火箭,飞向太空.一团团烟雾把火箭染成了暗红色,像核武器爆炸一般.
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一天,将实现我国载人技术的新突破.为了这一天,科学家们精心准备了多少年,为了这一天,航天员们又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正是这飞天的呼喊和权威人士的努力,共同构成了今天这壮观、伟大、神圣的美好瞬间.我们为此而骄傲,中国为此而瞩目.
这次飞行,是我国航天发展历史的重大事迹.这次飞行已传遍街头巷尾,传遍长城内外,传遍天山南北,传遍白山黑水之间,传遍大河长江之南,使全中国人民都兴奋起来,欢跃起来,骄傲再加骄傲!这次飞行,有着意蕴深刻的意义,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对于推动我国高科技事业发展都有很大帮助.
我们都知道中国航天事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火箭又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小主人,肩上担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为祖国美好的明天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