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角度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在孙中山看来，经过他长期的努力，已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再加上“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以为，“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不料，“党人即起异议”，说他“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此议“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就是“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的表面原因。其后果则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至于深层原因，孙中山认为领导个人与革命同志均有责任。但从他的分析来看，革命同志的责任尤大。为何如此？“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究竟是什麽“思想错误”导致革命同志懈志殆气？“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该错误思想源远流长、影响至深，“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以致“建设计画，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说，冀图以此破国民“心理之大敌”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真正信仰其说，从而“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其自信、乐观溢于言表。 孙中山为了使国民尤其是革命同志信服他所主张的“行易知难”说，分别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予以佐証，这样就可从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如此不厌其烦的论証能否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可以存而不论，然而他的动机是值得钦佩的：“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至于说“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以及自信“能知必能行”，委实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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