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杀时，有哪些国家曾向日军施压？

更新时间：2022-05-28 23:55:57 66次访问

经盛鸿史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在对南京大屠杀罪行进行揭露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1937年12月5日，侵华日军发动了进攻南京的战役，并在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实施了史所罕见、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在连续40多天的时间中，屠杀中国军民30余万人，同时进行疯狂的抢劫、焚烧、奸淫，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残酷的战争暴行之一。 确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以后，人们往往发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是什么？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有些日本学者说，南京暴行是当时日军部队中的韩国籍士兵干的，这显然不符合史实。进攻南京的日军主力部队有第3师团（名古屋师团）、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第13师团（仙台师团）、第16师团（京都师团）、第6师团（熊本师团）、第18师团（久留米师团）、第114师团（宇都宫师团）等，有着鲜明的日本地方特色，至今未有史料说明这些日军部队中有成建制的韩国籍士兵。还有些日本学者说，南京暴行是刚加入日军部队中的农民士兵干的，这也站不住脚。日军南京大屠杀绝不是少数日军官兵的个别行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动。 笔者认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对华侵略扩张中，多年实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的继续与发展，是这个法西斯政策的最高峰；同时，也是这个政策走向破产与失败的转折点。它既具有浓烈的中世纪军队屠城的野蛮色彩，又具有鲜明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特色。 日本希望“甲午”重演 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多次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最高当局一直迷信并全力实施以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为手段，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实现与满足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权益要求。 早在1894年，日本便凭借其迅速增强的陆、海军力量，对中国发动了处心积虑的甲午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屈服，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是日本当局对中国推行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的侵略政策所取得的第一次得逞。此后，随着日本国力与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日本对中国侵略政策也一次接一次地升级。 但日本当局的侵华计划与侵略行动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反抗。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国政府始终拒绝承认伪“满洲国”，拒绝答允“华北特殊化”等，使得日本当局焦躁不安，占主流地位的日本强硬派主张迅速对华发动战争，以武力胁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 1937年6月9日，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最为上策”。1937年6月4日，日本近卫文麿组织内阁。这是一个对华强硬派占主导地位的内阁。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中的强硬派立即要求借机派遣重兵赴中国，一战击败中国军队，迅速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狂妄地说：“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日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把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当成武力征服中国的“幸事”与开端，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通过一击结束战争。”日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在军部讨论向华北增兵时，说：“船一开到大沽海面，不用登陆，中国就会举手投降。” 日本最高当局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迷信，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在这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团结与一致对外。日本最高当局希望，也十分自信，甲午战争的场面与结局，在1937年会在中国重演。 日军美梦化为泡影 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一再遭到挫折与失败。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前所未有、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斗争，使日本当局迫使中国政府与中国军民向日本乞降的美梦化为泡影。 首先在华北战场。日方当局调兵遣将，组成“华北方面军”，他们认为“板垣、土肥原、矶谷三位师团长一出马，不是就能一举解决事变么？”可是日军很快在保定战役、石家庄战役与南口战役中遭到挫折；在平型关、娘子关等地遭到重大损失。日军既未能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未能使中国政府屈服求降。 于是，日本最高当局把主要作战方向逐步移向上海方面。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 然而，日方当局从军事与外交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实施“以战迫和”“以战迫降”的殖民政策，迅速遭到了失败。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历时约3个月，付出伤亡6万多人的代价，于11月12日才占领上海。11月5日，当德国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国必须接受的投降条件时，蒋介石当即“严词拒绝之”。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即日迁都重庆。南京作为中国之首都，虽明知敌强我弱，而且南京地形对防守不利，但国民政府仍决定以部分兵力作短期防守。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乞降、坚持抗战的强硬态度，使日本最高当局更加恼怒。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了更快地实现“以战迫降”，只攻占北平、天津、上海，还是不行的；必须攻占南京并实施严酷的“膺惩”——大屠杀，才能迫使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感到害怕，迅速而完全地屈服。正像美国著名人士白修德所分析的那样，日本最高当局“觉得中国首都之攻陷已经剜掉了中国抗战的心脏，觉得蒋（介石）会愿意讲和。” 12月9日，松井石根用战机向南京城内空投散发数千份《劝降书》。赤裸裸地进行烧杀抢掠的恐怖威慑：“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将也化为乌有。”但南京守军轻蔑地不予理睬。松井石根于10日“午后命两军进攻南京城”。日军火力猛烈，甚至违背国际公法，施放毒气。中国守军以疲惫残破之师，用血肉之躯“与钢铁相争”。南京城内外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惊天动地，双方短兵相接，阵地反复争夺。 12月13日傍晚，日军完全占领了南京。南京军民不予理睬《劝降书》，坚决抵抗，使日军伤亡惨重。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乃周密策划与实施对南京军民进行“膺惩”的大屠杀。据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记载，在日军攻入南京的第二天，他曾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福田会晤。福田告诉他们：“日本军人为这个城市设想了一个‘悲惨的命运’”。 但出乎日本当局的预料，日军对南京的武力侵占与疯狂大屠杀，并没能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害怕与屈服。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指出：“在占领南京时，日军掀起了大规模屠杀事件。日军的这种暴行，更加坚定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斗志。” 历史证明，日军攻占南京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项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经盛鸿（据《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