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谈谈双城记中达奈的困境如何解决？
《双城记》(1859)是19世纪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最伟大的杰作,故事情节曲折惊险、惊心动魄。小说描写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贵族的荒淫残暴、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威力,抨击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双城记》通过浪漫现实主义描写,成功戏剧化了个人困境与人性冲突,堪称是最充分地宣扬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作品。
达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了自己的人人平等的信条而放弃了爵位和财富，他也相信这些所作所为革命群众是会感激的，不会为难他的。然而他错了，一群非理性的乌合之众只在乎他“流亡贵族”的永久烙印。然而，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又能如此的淡定从容。是的，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从不压迫别人，从不抢夺别人。他放弃爵位自谋生路，“自己投身于一个对他没有任何恩惠的世界，赢得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挣得了自己的面包。”当他能从容的写完诀别信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已经两清了”。只用问心无愧，活得坦荡的人才能有此情此感！
《双城记》既为了再现那个混乱的时代，也为了反思当下。而反思集中在人性层面。
批判乱世
作者不止一次地指出那是一个乱世。且不提法国大革命中是非标准混乱，革命群众疯狂嗜杀，在那之前的社会现实也是荒唐混乱的。如在第一卷第二章“邮车”中，做这些除了那个时代匪盗横行、人人自危的事实。人与人之间冷漠、互相猜忌，恨不得把看不顺眼的人置于死地自己才觉得安全。作者也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人情冷漠。在第二卷第二章“观者如堵”中，司法标准的混乱、执法部门的堕落毕现无遗。审判过程则更是荒唐，密探横行，人人自危。
狄更斯还表现了在法国的封建主义没落时期贵族对平民的疯狂压榨和迫害。作者细致地描绘了在饥饿的折磨下，贫穷的圣安东区的居民如何艰难求生，以及在埃弗利蒙德侯爵的剥削压迫下乡村是如何的凋敝落后。作者坚定地表达了关注底层人民生存发展的立场。
对人性的反思，尤其是底层民众
狄更斯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高举现实主义的批判之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总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和客观批判的态度来观察描写普通人。
他毫不客气地揭露了普通人内心中残忍庸俗的一面。在“观者如堵”及其后的一章中，写到了前往老贝雷法院观看审判夏尔的民众。但这决不是为了表现他们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有何崇高的理想，他们只是为了前去寻求刺激的。不顾可能冤枉无辜，观众在民族主义的热忱的刺激下都巴不得法庭立刻判处法国人达奈死刑并“大卸八块”。而当达奈被宣布无罪释放后，“人群猛然之间涌出来，……仿佛没头的绿苍蝇在乱飞，去另找腐尸臭肉。”这一点在后来法国大革命中屠杀“贵族”的过程中也有体现。革命群众并不在乎“自由”、“博爱”是否真的实现，只管把一个又一个囚徒送上断头台。当在一天之内就杀死六十多囚徒时，竟然还有人说，再多杀一些，我们一天应该杀120个！由此可见人性的阴暗面在一个乱世中，一个只因有崇高概念的麻醉与鼓舞而人人做事都不需要负责人的时代，会被放大到怎样丑恶恐怖的地步！
由此可见此书也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反思。
在我国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上，对法国大革命基本是赞颂之词，而在《双城记》中，狄更斯是抱着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的。一个原因是在以经验主义保守主义作为治国之本的英国，人们对于过于激进乃至要输出革命的法国大革命自然持反对态度。另一个原因则是，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反人道的做法使狄更斯深深反感。因为《双城记》一书中主要的历史依据是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它并非是一部歪曲历史之作，因此狄更斯对于历史的反思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狄更斯所表现的民众在革命之前是懦弱麻木的。第二卷第七章“大人进城”中，当侯爵的马车压死孩子后，围观的民众除了冷静而愤怒的德发日太太之外，都是麻木的围观者，一些人甚至柔顺恭维之极。在侯爵被杀之后，凶手被押到乡下处死。那些曾经饱受欺凌的佃户居然认为杀人者可耻该杀，数世纪的奴役已经是他们失去了反抗精神。而这样的人，一旦在革命成功后被赋予生杀大权，是绝不可能遵循理性宽容的原则来对待贵族犯人的。因为这些权利自由并非他们流血后亲自夺得，他们只懂挥霍和滥用。
类似的一点体现在德发日夫妇带修路工去看王室“与民同乐”的庆典。刚控诉完贵族暴行的修路工，竟然被王室盛大的场面感动而激动得哭了。这说明，许多革命者本身对革命的原因及目的就不是太明确，只是一个可悲的，并没有超前意识的生物。讽刺的是，德伐日夫妇对此（能用民众的愚昧和不反抗来麻痹贵族）感到很高兴，“干得好！你让这些傻瓜相信，这样的场面会千秋万代永世流传”。德发日太太随后的质问，更是揭露了人类贪婪的缺点，革命者也不例外，甚至是对献血的贪婪。
即使是具有反抗精神的“雅克”（革命者的称呼），取得权利后也难免背离“自由”“平等”“博爱”的三原则，仇恨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典型人物有德发日太太、复仇女和雅克三号。狄更斯不止一次地在小说中描写大屠杀的场景和革命者对于鲜血和死亡的强烈渴望。孟德斯鸠说“共和国的精神是温和的”，我认为“共和国的精神”或者说民主社会的精髓也应该是理性的。这些在法国大革命中完全没有体现，从杀死路易十六开始，吉仑特派雅各宾派先后上台，腥风血雨笼罩法国。
对于革命派提出的一些价值观，比如“逃亡贵族的性命属于共和国”，即贵族非人化，“即是共和国要求你牺牲你的亲骨肉本身，你也要义不容辞的将她献出”等，我是完全不能苟同的。人类对于一些宏大概念的盲目迷信与固执，是造成法国大革命中大屠杀、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狄更斯的这本《双城记》是关于人的，我也赞同他把人，真正的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的价值观。没什么比人更重要。简单化的把人分为“平民-贵族”和“反革命-人民群众”是愚蠢而反人道的，因为简单而绝对的对立必然会导致绝对的暴力与征服。即使是真正的“反革命”也是人，不应该从肉体和精神上予以绝对否定。
就此引申，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人类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对号入座，对一个人的时候总要把它分到某一类、某一派中去，对于自己也会有类似的做法。这是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提到的“派性”。其中的原因，就是要找到一个比你自己更高级的存在，有时候甚至要高级到一种无法否定无法排斥的地步，让对手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等待被否定或消灭。比如这里法国大革命里出现的“共和国”，我们文革中的“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些东西都是冷冰冰或者火辣辣的政治概念，根本没资格凌驾于“人”之上！可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的地位就消失了，你会不由自主的为自己的派系说话，像辩论，像乔治·奥威尔谈体育运动中的竞争，你行事是为了你的派系，你失败了就是给自己的派系抹黑。所以卷入宏大概念或者派系的人，行事时完全认为自己是正当的，而且不能失败：“我杀贵族是代表的共和国！”“我批斗走资派是代表无产阶级！”如此，理性不存，人性尊严不保。
狄更斯绝对不是反平民的，只需去翻翻的他作品，《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等，无不试图表现下层“小人物”身上那些闪光的人性。法国大革命毕竟是个极端的个案，但从作者的描绘中，可看出他对这种反人类行为的控诉。
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最正面的立意，就是对人性的呼唤，对爱的歌颂了。说了这么半天，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人性是达奈对下层人的尊重，不愿食民脂民膏民而自谋生路；是劳瑞先生对台尔森银行的忠心，是对待业务的不折不扣合一丝不苟；是达奈出于道义为重返魔礁般的巴黎，只是为了给没有错的仆人作证。真正有价值的人性，说到底是“爱”！是那像金色的丝线一样的露西对他的父亲真诚无私的爱，是达奈对露西热烈真挚的爱，是卡顿为了爱的人而去赴死的大爱。这人类美好的情感，最后是会战胜一切邪恶与丑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