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如何成书的?
《古文观止》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流传于后世。《古文观止》是近百年来中国民间流传最广、影响较大、为初学古文者所常用的一本书，编者吴楚材、吴调侯两人郝是清代文坛上所谓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时期。当时，清统冶者为了巩固统泊，箝制汉人的反满思想，对包括文字在内的学术文化交流，施以有力的政治干预，其中尤以“文字狱”最为酷烈。清统治者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还多次颁布禁书令，对那些“有乖经术”的“异端邪说”一律加以查禁、销毁(蒋良骥、王先谦《东华录》)。仅乾隆39年到乾隆47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天下就毁书24次。计538种13862部（见辽宁人民出版社《清史简编乡》）。这其中，无论专门著述，还是编选文集，只要当朝者认为是有问题的，俱在查禁、销毁之列。即使如此，《古文观止》这本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文集，照样作为学童的启蒙读物流传。
大凡某一具有历史影响的事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有历史必然性，《古文观止》的产生也不例外。《古文观止》刊行于康熙34年（1695年），距满人入主北京（1644年）51年。在这51年里，中华大地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变化。此时，清五朝对内镇服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抗清义军，平定了以明福王朱由崧为代表的明遗族的抵抗运动，继而又铲平了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结束了天下分裂混乱的局面；对外经过雅克萨战役，迫使沙皇俄国签定了《尼布楚条约》，保证了中俄边境东段一百六、七十年的和平。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已极大地巩固下来了。然而，封建的生产关系依然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地主阶级内部对于如何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也出现了分歧意见，产生了分化，一些置改朝换代于不顾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君主制，主张“工商皆本”。这其中的代表人物黄宗羲从明朝覆灭的教训中，觉察到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强烈地抨击君主改权。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针对君主专制制度，他主张设置宰相以分君权，并开设学校，广辟言路等这些进步思想家的政治主张，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对清初统治者推行的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要想在中原站住脚跟，就必须首先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进而实现满汉剥削阶级的全面合作。对于这一点，满清统治者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早在清军入关前，他们就捉出了“灭流寇以安天下”的口号，明确地把矛头指向农民起义军，以阶级矛盾来掩盖民族矛盾，以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待；同时又推行了一系列于汉族地主阶级有利的政策。从而在战争中极大地保全了汉放地土阶级的财产，从心理上博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好感。
清军人关后，清政府除了坚决反抗清军的汉人以残酷镇压外，又给汉族地主阶级一定的政治、经济上的甜头。在统治阶级内邵，至少表面上能做到汉族官员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为了进一步笼络人才。清军入主北京的第二年（顺治二年），清朝就开科取士了。同时清政府还开设了博学鸿儒科，罗致天下“名士”“学者”，并授予他们一定的官职。官荫利禄进一步冲谈了许多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故国之思，吸引他们加人了维护清朝统治的营垒。当然，拒绝征辟、誓死不仕清朝的亦大有人在，如当时的著名学者顾炎武、王夫之还有上文提到的黄宗羲等。这些人的社会影响、活动能量，不可低估。这种存在于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对满清统治的不满情绪，清朝统治者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清朝统冶者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怀柔政策，是出于他们的皇权至上、民族权利至上和朝廷至上的根本目的，谁要是在这方而越轨，那就不针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会被治以重罪，甚至连亲戚、朋友也不能幸免，这就是有史以来在清朝上演最盛的文字狱悲剧。此外，清统治者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有碍加强思想统治的人和事，也是严加防范和取缔的。
到了康熙执政中期，清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大见成效，大下政治局势初定。然而，满族统治者人主中原，不仅仅是为了求得眼前的政治安定，而是要实现他们统治的“长治久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娃娃抓起，培养新的一代服从于满族贵族阶级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样有一部适合统治者胃口的启蒙教科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王朝，不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带有浓重氏族社会印记的封建奴隶阶级政权。其政权的基石――八旗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创建了I615年(明万历43年)的八旗制度，是以军政合一为特征并保留氏族血缘联系的一种制度一一八旗各级首领都由各部氏族贵族充任，而旗主则是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最亲近的家族；而八旗的基层单位“牛录”则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这样一个政权要想在中华大地这一封建生产关系的海洋中立稳脚眼，必须迅速改变自己的奴隶制性质，以适应中原地区的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客观现实，然而从1618年(明万历46年)努尔哈赤向明朝公开宣战，到清王朝建立的1636年，其间只有18年，《古文观止》刊行的1695年(康熙34年)亦不过77年，而此时距清王朝的建立才59年。要想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在奴隶制基础上迅速培养出一批适含封建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本民族接班人，谈何容易！
从清统治者角度出发，有像《古文观止》这样一部既概括了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过程，又包括了此期间中原文化发展的脉络、同时还包括了封建知识分子立世修身之理、为官牧民之道、冶国安邦之策的初级读本，用来教育本民族的各级继任统治者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而实际上，《古文观止》这部书也确实传到清宫廷内部，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常用读物，清末代皇爱新觉罗·溥仪15岁时写的日记就反映了这一点：“宣统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晴……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我的前半生》)
那么，作为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封疆大吏、汉族知识分子的吴兴祚(曾任福建巡抚、两广总督)为什么极力推崇这本书、并为之写了序言呢？他认为，这部书的选编“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达到了“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更重要的是“析义理于精微之蕴”，弥补了作序者原来读书的“阙如”。笔者以为，这里的“义理”，除了指讲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以外，也应包括当时知识分子养性修身的道理。这本书还解决了新旧朝代更替之初，一般知识分子“读古人书传”探其“于源流得失之故”的“要领”，能使人读后“觉向时所阙如者，今则（单辰）然以喜矣”。所以，“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吴兴柞的这种观点，同时也代表了满汉统治集团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这同时也说明了《古文观止》正是适应了当时历史的需求。
《古文观止》所集纳的文章，也确有一些堪称“观止”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思想性、艺术性较高，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是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即使用今人的观点审视其中的文章，如《召公谏厉王止谤》、《邹忌讽齐王纳谏》、《师说》、《岳阳楼记》等，也是上乘的佳作、古文的精华。而实际上，《古文观止》已成为当今社会上一般干部、知识分子、大学生等的必读物。通过阅读《古文观止》，人们可以提高文学修养、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还可以得到美的艺术享受。因此有人说：“初学文言文的读者，从《古文观止》入手，是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的”，这话是毫不过分的。
当然，《古文观止》这部书，不是无瑕的白玉，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一流的作者却选取了他的二、三流的文章，有些作家的文章由于编者的偏爱而选用过多，等等这些，就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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