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评价
正面
曾国藩一生笃好学问,作文每日不辍,是名副其实的儒家。[6]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早年讲理学;办理团练军务时讲申韩;后学老庄[7]。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但自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不乏赞誉之声。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曾国藩已患重病,李扬帆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8]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9]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10]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11]
云南的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来源请求]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如此评价曾:“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他随后说到“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刽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12]徐评论道“曾国藩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信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利益于这些品格”[13]。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蒋中正和毛泽东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4]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中正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15],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负面曾国藩也是心狠手辣之军事家[16],他在家书中即自称“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17]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湘军大将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当时金陵士大夫有隐语:“昨夜诸侯今庶人,江宁民家尽死人!”(昨夜诸侯今庶人,指“曾”为“国藩”)。[18][19]
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20]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形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攻打南京时,屠杀平民无数。太平天国天京城破三十余年后,谭嗣同在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21]
晚晴杰出政治家 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清朝中兴的代表
地主阶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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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爱国将领、对朝廷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