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发一篇湖北省博物馆的观后感的论文给我!谢谢
湖北省博物馆行的思考尽管湖北省博物馆并没有太多类似罗浮宫、冬宫等世界著名博物馆所拥有的震撼的外表及丰富的珍藏，尽管很多同学都说沉闷无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一看的。尤其是它对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荆楚文化的线索展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重心南移”前的“南方”。（一）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推行的“力农重商”的思想在小国文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个物资不能实现自己内部自给的国度，视其情况的轻重，商业繁荣程度也随之低高。在周朝“分封制”的行政区域划分中，诸侯国的地域基本是根据从原始的文化聚居发展而来的地域为界限的，楚国等就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聚居区域，以长江为代表的大河文明。从复原的楚国都城的模型来看，楚国的确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是一个大国。都城的主要功能还是防御，整体布局上整齐划一，从城门、城墙的布局看来占地经过了不少的扩张，从内部的宫城等看来，当时的设计师并没有过多的追求建筑的高度，而是以平面上的对称与均衡来达到构建上的雍容，而且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商业因素；其两条主街都是以商业为主，而且有了内城，有鲜明的功能区划分，这是城市的一个进步；而住宅区的内部构成出现了封建的森严等级因素，有严格划分并且不交接的贵族区及平民区，其他的还有是类似村落的聚居；政府机构总体来讲并不完善。但这楚都的繁华只是相对的，其充量只能是等位于希腊文明时期的斯巴达，而不能达到一个类似秦汉的大一统国家，这也是其生产力的限制。而其他的小诸侯国，例如越国、吴国等，历程都太过于短暂，虽有不少的遗留，但毕竟不能够如楚国般用自己的历史，对文明进程迸发深刻的影响，就如在盛唐时期的日本。（二）展出的玉器和一些器皿上所使用的图案，例如烛台上的骆驼、穿胡服的佣人等，都体现出了在战国时期对外的交流，其实在赵武灵王之前，即已经有和边境民族的交流借鉴，而且不仅局限于燕晋等北边的国家。玉器作为装饰品的使用与意象，更多表现的是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之延续，正如湖北有名的绿松玉产地就是在发现原始部落文明的郧县等地区。图案的设计强调调和性与均衡性，也是我们文化崇尚自然法规的一个体现。自孔子在论语中肯定了玉器的地位乃是君子的象征的高度以来，其在往后得到的广泛的认同与追求，并深深的植入我们的文化体系当中。而玉器的雕琢是一个时代工艺技术水平及金属冶炼水平的体现。许倬云先生在他的《万古江河》中曾提到，玉器的使用是海洋文明的一个特征之一，而此看来，日后日益精化的雕玉工艺等是与海洋文明有一定的磨合，而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这些玉器，也应该不是完全自发的。战国时期，青铜器的普及程度及锻造技术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的一个真实反映，青铜祭器、兵器，展现了作为“春秋五霸”的楚国一直保持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尤其是越王勾践剑的锻造水平，而后铁器的出现，更是对小农经济的推动产生了不可形容的影响。春秋到战国初期时期的青铜器的使用大多还是停留在贵族层面，这从出土众多的青铜器陪葬品中如著名的曾侯乙编钟等可以说明，在春秋时期的采矿等还是存在木、石具的使用，说明采矿业纵使在当时领先世界但供应也是有限的，青铜依然作为一种贵金属，在古代史中往往被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如著名的“九鼎”等，青铜器在事农和采矿中使用依然较少，虽然锻造技术之精湛，但更多的只是代表一种高层的极端水平，而不是普遍的下层生产力中坚。这也一直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悲哀，我们在近代逐渐失去科技的领先地位，也是由于没有能够及时的将科技转换为非农业的普遍生产力，历史上每一个文明都曾有过令人惊讶的创造，但是这些能够在考古发掘中，尤其是在能够经得起保存的贵族坟墓中得出的文物，都不是真正的一般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是存在一定的超越性的，而这在历史考察中又往往为人所忽略，这就造成了很多类似的“李约瑟难题”了。就如在假设若干年后有人会感叹我们今天能够把人类送上太空的科技之强大时，就觉得这仿佛是轻而易举实现的，而实际上在今天能够上去的人却寥寥无几，人们在感叹历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阿姆斯特朗的那一小步是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到了战国后期，铁器的出现使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铜器使用在阶层上的下移，使之用途更加广泛，而铁制农具的出现并且更快的推广到一般生产力中，这就反映了铁金属开始就是为中下层生产力服务的，而不像青铜一样在森严的等级观念中被阻碍了推广，使得牛耕为代表的精耕细作让小农安定自足变得有可能，私田、新式地主的普遍化，推动税收的沿革，为封建社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直到汉朝武帝时期，铁器牛耕为代表的精耕细作体系得以完成初步的推广，这就产生了对一个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强力集权统治的需要，这也是“供养春秋”后儒家思想能够“独尊”的一个因素。（三）中国的封建王朝既然与西方的封建存在如此众多的相异之处，我觉得应该给与其相应的独立的定义，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对比及自我优越感而与西欧的中世纪制度混为一谈，这样反而更有利于研究。何况人家本来就不承认我们的前秦时代是所谓的奴隶制度，而直接将它划分为封建时代，这样我们的历史就变得难以理解和对比了。我们自秦朝以来建立的这种制度，应该划归为西欧1500年后建立的王权至上国家对等。中国自秦建立的皇位制度应该是世间上无从合理维持的制度，或者说仅仅是依靠道德及强权维持的一种松散运作体，而不成制度性的系统，可以任意的更改使用。在正统的欧洲王朝更替史中，一般的王朝更替都是贵族家族的纷争结果，而对下层的动员不大，就如英国 都铎王朝的建立，我们难以找到像刘邦、朱元璋这样贫农出生的皇帝来实现自下而上的颠倒阶级的朝代更换，而这在中国，已经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刘邦等本来有机会来推行他本身所应该代表的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之政策，但又由于经济发展上要求要这样的一个中央集权只好循旧沿革，加上对匈奴战争的需要，就奠定了中国日后2000多年王朝的模型了。而萧何推行的“无为而治”政策，则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得到了贯穿这个封建王朝历史的贯彻，中国的农村基层管理制度尽管上层中央集权一直强化而“独善其身”，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说中国封建时代尽管大城市的商业如何发展而难以像欧洲般完成商业革命而迅速迈进近代。何况一个完全由文官组建的统治体系是不可能实现数值化及商业化管理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封建史上不断的尝试推行政府财务半商业化一直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唐朝之前，楚国一些城市的地位已经是相当于今天的深圳等南方地区了。（四）秦国统一后，加上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这可以从战国后期的文物看出，由铜器的使用向下普及到铁器的出现与推广，牛耕得以更大规模的实现，动物作为解放人力的力量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与应用，有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发展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单元，税收后基本能够自给自足，而其追求之安定生产性、地域固定性，这样就应之要求有了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又因伊始的地域广阔性走向了一条文治的道路，而且幸运的没有遇到其他足以抗衡的文明阻碍，也缺少了武力统治的过渡必要，由此避免了像罗马帝国一样走向衰亡，依靠文化得以不断的延续，这是其他文明如巴比伦等所没有的，这是文官统治系统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所在。其实一个和谐的国度的政府构成人员比例应该维持在60%左右的文科人才及40%左右的理科人才。秦国的大一统，使得这个国家之内仅靠国家强调调动国内资源支配就可以满足内部的生活必需，国家手段代替了大市场，也就缺少了宏观上的商业发展的必要，而中央集权的扩大，使得要亩产要养活的人口更多，但庆幸的是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有能力也有时间为之而开发土地、技术，进行精耕细作，加上少数民族对其对外交往的限制，这就突出了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科技很多根本就是为农业服务的，就连医学也不例外。说到重农抑商政策，先不论其功过，就其影响来看，实质是奠定了整个东方文化的发展格局，说道朝鲜、日本等国家，按照历史的独立进程，其本来应该是发展成像希腊文明一样的海洋文明国家体系，由其主动对中国的探访与贸易就可以看出其本身的拓张性，但是，由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不能实现自我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而又看到中华盛世的丰衣足食，转而走向了追求内部的充盈，以致于泛亚洲文明在其后的发展中始终走不出这个基于其生产力发展的内向型的思维范畴，对其文化，包括以后独立形成发展的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按照历史上的“重心南移”来讲，这里的文化中心之展示应该大多出现在后汉时期和盛唐之后，而经历楚汉争霸，三国鼎立之后，也没有给这里带来太多的遗迹，倒是仿佛之前的历史，给与了这里更多的记忆。从西安到洛阳到开封，然后就一下子跳到杭州、南京，江汉这一带，在南宋成为了边界点了，明朝自南京建国后又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北政治南经济的格局让这里在历史的长河中备受冷落，要抱怨也就只能哀叹隋炀帝开掘了大运河。尽管李白、崔颢并没有少给与这里宠爱，然而短短的诗歌是留不住盛唐滑落的步伐。在后汉时期，尤其是三国，这里湖北的长江地域成为乱世的焦点，尽管相对于正统的中原，这里有点偏。但是，随着魏国对黄河流域的统一，孙吴对江浙地带的凝合，蜀国对川巴地带的发展，湖北长江一带成了魏、蜀、吴纷争的边界点。为这里增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如荆州、赤壁等，这一带的地理位置已经由原来的南方变成了介于东西南北之间的缓冲地带，也由此构建了特殊的文化底蕴。当历史的车轮辗转到了近代，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殖民势力向华夏内陆的渗透，给与了江城一个泪与笑新篇。从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到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到张之洞的汉阳兵工厂设立，到武昌起义的爆发，这里成了近现代史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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