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能全盘否定袁世凯，是在为他洗白吗？还是说他真的做过一些实实在在正确的事？
有人说不能全盘否定袁世凯，是在为他洗白吗？还是说他真的做过一些实实在在正确的事？
关于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关于改革
袁世凯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清朝，是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推动者。除了众所周知的编练新军外，他还设立天津商务局、鼓励开厂、整顿金融，发展工商业；要求废除科举，大力推广免费的新式学校；在天津开启了中国第一次普选，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直隶自治局”……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帝退位，实现南北统一，这些都是袁世凯的功绩。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关于革命
许指严在笔记中说，在袁世凯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名）3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
袁世凯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宪法体制！这是当时的人包括前清统治者的选择。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然而就如同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经短期访问中国、因而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安排，为袁世凯当宪法顾问。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关于“宋教仁案”。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普通人也不会同意被人当傀儡吧。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如果这两种说法某个是真的，宋教仁是受害者，袁世凯是背锅的。
关于称帝
袁世凯对《独立周刊》记者说：“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刘路生译）然而，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开启，名为“洪宪元年”。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有时候，驾驭者未必真能驾驭；被驾驭者未必真被驾驭。
PS：关于日本（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辛亥年间，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日本显得落后，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条》。
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带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他同时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美、法、俄，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盟约》。按照《盟约》，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孙）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每次开学术会议，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
骆宝善先生说：“中国，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在寻求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时候，只能拿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做交易。”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精研袁世凯20多年，能一眼辨认出袁氏手迹。“我读书的时候，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在中大教书时，也跟学生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这样讲了。”“过去史书上说，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其实不是这样。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袁世凯留下来的东西，是一批家书和向清朝政府报告的文牍。从家书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虑事情很周密，对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龄人之上。”骆宝善主持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的“袁世凯研究”项目，他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囊括了所有已发现的家书和文牍，将在2011年夏天出版，计30卷，2500万字。
骆宝善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参考资料：https://www.zhihu.com/signin?next=%2Fquestion%2F19922121
至于题主说的“洗白”，在讨论是否在为袁世凯“洗白”之前，先考虑他是否曾经被恶意抹黑更实际……
人人都有好的一面
袁世凯至少拒绝了二十一条的丧权辱国的内容。
不是，至少他在朝鲜屡挫倭奴，编练出堪称精锐的北洋新军，促进军事、法律等领域近代化；能够压制手下大小军阀的蠢蠢欲动，消灭进犯内地的外蒙匪帮，派兵收复外蒙
应该尽可能客观评价历史人物
是人总是有功有过的，当然在袁世凯身上也一样，只不过这个人历史上已经有定论，我们就不必要再去凑热闹了。
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帝制，袁世凯功不可没
袁世凯能出人投地，自有其过人之处，不能一概否认。
人都是两面看待，功过大小而已
讲历史要客观公正，辩证的看待
讲历史要客观公正，不要带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