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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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江苏吴江教育世家的费孝通读中学时就表现出良好的文学天赋。随着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对社会的了解，他的革命热情日趋高涨起来。后来大革命的失败使费孝通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可以决定个人的命运，个人无法与之抗衡。当看到许多朋友被抓时，费孝通想：做人只要能洁身自好、于人有益就是了。怀着这种“于人有益”的理想，他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决定学医，救死扶伤。
1928年，费孝通到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在两年的学习训练中，作为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不仅埋头读书，还积极关注国家大事，组织、参与社会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费孝通跟大家一起上街游行。后来学校医务室的校医与一个学生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了这个学生。在处理过程中，学校偏袒校医，学生们不满，于是开会声讨、罢课抗议，事情被闹得沸沸扬扬。校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费孝通虽然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数老师认为他品学兼优，所以免于开除，被勒令转学。最终一些同学还是被开除了，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刺激着费孝通的良知。“该不该学医？学医能不能成为自己一生安身立命之所在？”费孝通不得不去想这些问题。他认为“人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他决心用社会科学去疗治社会的疾病。为此，他放弃了曾经追求的协和医学院，毅然选择了燕京大学。
心系祖国同仇敌忾
费孝通后来由燕京大学考入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应导师史禄国的邀请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并有幸成为世界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关门弟子。
费孝通在博士毕业后，中国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期。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纷纷搬迁到了昆明。费孝通的恩师吴文藻先生也到了云南大学，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执意要费孝通留在英国继续钻研学问，如此难得的机遇，却被他斩钉截铁地拒绝：“我的祖国正在经受着战争的创伤，我的同胞正在遭难，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去！”回国后，费孝通直奔云南大学投奔恩师。
回国后，疾恶如仇的费孝通积极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的斗争中。1942年，他参加民主同盟，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抨击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文章，支持学生运动，从而得到了“民主教授”的美誉。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时事晚会”，费孝通和钱端升、伍启元、潘大逵等教授到会演讲。这个集会引起了当局的恐慌，派军警包围了联大，开会的时候，校外不时响起枪声，混入会场的特务伺机割断电线，企图制造混乱。但是人们并没有被吓倒，教授们陆续登台演讲，轮到费孝通上台演讲时，突然枪声四起，子弹从耳边“呼啸”飞过，但他依然镇静地继续演讲，他知道这时候自己的任何胆怯和慌乱，就有可能引起会场的骚乱，就有可能招致一场屠杀！他在台上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次集会虽然在特务的破坏下提前结束了，但其影响巨大，更加激发了群众反内战的斗志。
作为民盟成员，费孝通盼望着在这一组织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拥有真正的“民主和人权”。然而，事与愿违，民盟被国民党非法取缔。费孝通的名字上了黑名单。
随时存在的危险并没有阻止费孝通忧国忧民、呼吁民主的脚步，他依然在为了国家民主和百姓富裕奔走、呼喊。
北平解放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带一些著名教授乘飞机南下，当时有人问费先生走不走，费孝通坚定地表示，自己要留下迎接解放。费孝通当时还对同事和学生讲：“一个人的一生要遇到许多重要关头，此时要头脑冷静，慎加抉择，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知识分子要迎接光明，不要追随黑暗，要做新中国的开创者，而不能做旧社会的殉葬品。”
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费孝通觉得，自己应该尽自己的一切所能，来拯救自己的祖国。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样能够强国富民？而他对自己的待遇等都不看重。
有人说费孝通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但是也有人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叫好的社会调查？”
因为费孝通认定：自己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社会，靠自己观察的可靠资料进行科学研究，以治疗社会的病痛。同时他也意识到，研究社会，要从社会的基层入手，从中国广大的农村开始，到农村去全面观察农民的生活。从认识局部开始，逐步全面了解中国社会，这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
民盟中央宣传部吴志实部长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社会调查，获得一手材料，从而为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职能提供参考依据。而且费孝通认为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形成理论都需要一手材料，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费孝通告诉我"我的一生就不记日记，我走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我的文章就是我的日记。"而做社会调查在费孝通学社会学时就开始了。”
早在1935年12月，费孝通赴欧洲留学之前就开启了实地到农村调研之路。他携自己志同道合的妻子王同惠共赴广西瑶山调查研究少数民族，因山路极其曲折险峻，向导先行不候，以致他们迷了路，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猎兽陷阱，被巨大的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腿部严重受伤，不能起立。王同惠赶紧出林求援。但她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急流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为工作，她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失踪时，她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
费孝通竭力把这丧妻的巨大不幸深埋心底，决定毕生用“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于是他怀着这份对亡妻的爱和对研究的信念，继续在基层行走调查，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在全国掀起整风运动的时候，费孝通因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等被划为右派，之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在此期间，他的基层调研工作被迫停止。
直到1977年2月，走出“文革”的费孝通又拾起断了20年的实地调查，迈开脚步“行行重行行”，奔走在全国各地的乡间田野，村镇街头。
用自己的知识，为农民尽快找到致富道路是他的夙愿，所以哪里穷他就到哪里去。比如四川大小凉山、贵州毕节、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山东沂蒙山区等都留下他的足迹。他不仅自己关注贫困的农村和农民，同时还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参与扶贫工作。自1987年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以来，费孝通把扶贫作为民盟的重要工作来做，动员、鼓励全体盟员为消除贫困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提出“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并把它作为民盟中央的工作方针。当记者问吴志实民盟中央如何实施费孝通提出的这一工作方针时，他说：“民盟中央专门设立了社会服务部，职责就是帮助农民和贫困地区实施扶贫、开发。比如2007年全民盟倡导的"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就是让把较强的师资输送到偏远地方，让他们对那里的教师进行培训。通过教育这个基础促进当地的发展。”
费孝通不仅这样要求民盟中央，更用自己的行动体现这一工作方针。
199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听一位住在民族学院宿舍的邻居说，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他的老家，离北京不很远的河北省广宗县，一直还没有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朋友无意中说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能不能发动民盟的优势，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把广宗县作为试验点，找出一个帮助地方脱贫的具体办法来。于是他决定亲自到广宗走一趟。
但是，广宗县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我们县食宿条件比较差，没有高级领导同志在这里住宿过。据我所知，只有一位局级领导来过，当天就回地区了，没在这里过夜。”
河北省的领导同志考虑到县里接待条件差，费老先生年纪大，怕出问题，就极力劝阻他不要在县里过夜。费孝通认为条件差一点没关系，自己经常下乡，比广宗条件更差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去过，再说已经答应地方同志的事，仅仅因为“条件差”就改变计划，这样做是不尊重他们，计划还是不变的好。可是省领导同志仍然不放心，最后几经协商，双方“妥协”各让一步，把原定在县里住四晚的计划，减少到只住两晚。
无论何时何地，在生活上，费孝通没有任何要求，在他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富民。
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的费孝通仍然住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家属楼，有关单位几次要给他调整住房，但是他都以“老马恋槽”为由，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在民族学院住惯了，环境熟悉，邻里和睦，闲时在院子里散步，大家见面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十分惬意。”1988年，费孝通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由干公务活动的需要，有关单位再次请他搬家，但是老人家仍然依恋着周围的一切，不肯离开，又拖了几年，直到1993年，在管理部门多次动员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已经居住了多年的民族学院宿舍。
正是因为心里装着百姓，他才能写出《江村经济》之类的调研作品，这一书至今仍是世界各国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必读书籍，也使他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费孝通用执着行走了一生，用实践成就了理想，用爱国忧民之心完成了自己的初衷，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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