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缓解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世界银行立场）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经济格局演变、全球化动力转换和规则重构是其中的三大突出表现。总体来看，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背景下，原有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没有明显改善，国别分化反而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尤为突出，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深刻。
“南北失衡”的突出表现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3年世界经济总量达到75.5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为46.1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29.4万亿美元。照此计算，二者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分别为61.1%和38.9%。从过去20多年的演变来看，由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之比已由1990年的3.9倍下降到目前的1.6倍。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超过发达国家。
但是，经济总量差距缩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0186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远高于总量差距。近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和马来西亚（以下简称“新兴7国”）1990—2013年人均GDP由627美元提高到4555美元。尽管如此，新兴7国人均GDP目前尚不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以下简称“发达7国”）平均水平的1/10。从国别来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为显著。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相当于印度的34.1倍，2013年进一步上升到35.4倍。总体看，“南北失衡”是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发展环境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发达国家应为此作出更多努力。
日渐分化的贸易投资增长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30年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为通过对外开放寻求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制度保障，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新兴7国为例，1990年平均出口依存度仅为9.8%，2000年提高到21.7%，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22.6%；同期，外资净流入占全球的比重也由4.1%提高到5.9%和27.8%。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了新变化，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受阻，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JEPA）等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区域大型经济一体化谈判加快推进。由于其实行高度自由化标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外，无法直接分享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机遇，甚至可能受到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的冲击。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双边或次区域自贸区建设，但难以完全对冲TPP、TTIP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分化态势已初见端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降至0.74%的历史较低水平；发达国家的逆差幅度逐年缩小，2013年甚至由负转正，达到0.34%的较好水平。另外，新兴7国的出口依存度、净出口份额2010年以后出现明显下降。这说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获益程度逐渐降低，发达国家则出现好转迹象。目前，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谈判已接近尾声。随着这些协定正式生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为艰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创新资源的巨大差距
在全球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国际贸易投资增长放缓和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的背景下，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正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2011年全球研发支出超过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1%，高出2000—2010年年均增长速度达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力度也明显加大。
但是，发达国家在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依然占有绝对优势，掌握的创新资源显著超过发展中国家。2011年，美国以全球4.4%的人口掌握全球28.1%的研发支出资源，人均水平相当于印度的112倍。研发人力资源实力是技术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按照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计算，日本的人力资源实力大约达到5160人，分别相当于印度、印尼的22.4倍和13.5倍。综合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以及创新能力同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将长期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但在创新竞争和保护主义日趋加剧的环境下，这一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二者之间的“技术鸿沟”势必继续加深。这将为世界整体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前景蒙上阴影。
难以弥合的“数字鸿沟”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能否安全有效利用互联网已成为影响各国综合竞争实力的关键因素。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全球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由2004年的32亿台增加到137亿台。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7国占有67%，仅美国一家就占36%。从每百万人拥有的安全服务器台数来看，印度、印尼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4‰，新兴7国也只有发达7国平均水平的1.3%。2013年，发达7国每百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达到83人，印度、印尼都不到16人，新兴7国平均只有33人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仍然没有搭上互联网的高速列车。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数字鸿沟”，将进一步加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艰难的“规则重构”进程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优势，在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甚至支配地位。近20年来，虽然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但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局面并未得到相应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揭示了全球治理规则的重大缺陷。此后，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包括主要新兴大国在内的20国集团（G20）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维护自身规则制定主导权的努力，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仍然十分艰难。
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决定增加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该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达到与其占全球经济比重较为接近的水平。由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实施最终取决于美国。但4年多过去了，这一改革方案仍未得到美国国会批准。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在多边或区域贸易安排中试图引入竞争中性、劳动标准、国有企业等新的规则，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局面不改变，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就将长期存在。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长期增长（大家手笔）
张宇燕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现象，其解决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不平衡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发展中国家要实现长期增长，就必须从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市场规模与专业化分工、制度基础、国际经贸规则5个方面寻求突破。
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科技创新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原因。美、欧、日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拥有较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有限，要想在研发支出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不现实，而应从本国实际出发，集中攻克本国产业链急需或者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技术难关。当然，除了自主研发，学习模仿和技术外溢等外源性技术进步也是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
决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人的知识、技能积累和创造能力，也即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受教育程度。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美国、中国、印度的中学入学率分别为94%、89%、71%。这组数字至少部分解释了这3个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原因，同时也展示了它们未来发展的潜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研发人员和高技能人员的比重明显偏低，这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通过普及中等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强技术培训等提高人力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决定经济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还同分工与专业化程度高度相关。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只要不同经济活动参与者提高其专业化水平，专门从事最能发挥其优势的生产活动，通过市场交换，便可以获得所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实现无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两个因素决定着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高低：一是市场规模大小，二是制度基础优劣。要扩大市场规模，除了大力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创造国内统一市场，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使自身的优势最大化。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成功实践。印度近几年的快速增长，也与充分运用和大力拓展其国内外市场规模密切相关。
制度基础建设的根本要求，不外乎有效保护财产权利、使契约得到普遍尊重、落实自愿交易和公平竞争原则。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三大功能实现：一是为每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能形成稳定预期的市场环境，二是提供有效激励，三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三大功能构成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条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产权得到保护、契约受到尊重不会自然实现。没有广义的国家权力，就没有普遍的产权与契约。建设高质量制度基础的关键，是有一个能强化市场功能、拓展市场规模的强大且高效的政府。
国际经贸规则大多是“非中性的”，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往往意味着不同成本与收益。在必须深入参与全球分工的情况下，制定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便成为博弈的焦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其目的就是获得国际经济制度优势。金砖国家的合作，既是为了扩大互利共赢空间，也是为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演进施加影响。当今世界多边经贸谈判受阻、诸边谈判兴旺的局面，不仅会迟滞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更会分化进入不同经贸集团国家的增长绩效。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必须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避免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核心是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改革世界经济“三驾马车”势在必行（势所必然）
张 磊
近年来，针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国际社会开出了一些药方。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20国集团（G20）机制应运而生。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讨论。西方社会意识到，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管控世界经济不平衡，转而召集G20系列会议特别是领导人峰会研商对策，全球经济治理步入新的阶段。从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到今年即将在土耳其召开的G20峰会，议题大都围绕世界经济增长和平衡展开，比如，加强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建立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等。
继续发挥贸易投资引领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压舱石”作用。近3年来，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速，打破了二战后两者保持多年的2∶1比例的增长。国际社会意识到，只有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才能使全球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改变过度消费和过度生产的不良态势，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平衡。为此，各国努力加强生产能力建设，以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双轮驱动加快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规则是基石，区域经贸安排则是新经贸规则的探路者。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大症结是经济结构失衡。各国纷纷出招，化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失衡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推出了再工业化的新举措，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国家也制定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战略。一些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抢得先机，加快了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商业开发和利用。
但是，应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这些药方存在治标不治本问题，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成效甚微。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称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三驾马车”。尽管这“三驾马车”为战后全球经贸秩序的重建和维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进入21世纪以后，“三驾马车”无一例外遭遇发展战略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困扰。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一揽子谈判”难以达成共识、争端解决机制繁冗且执行困难、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泛滥的冲击等挑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面临美国垄断控制、缺乏战略方向和治理结构不顺等困境。这说明，在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普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已无法通过自我调节和外围“修补”实现平衡，必须统筹考虑“三驾马车”的改革，核心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
变革必然伴随利益的再分配，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发挥更大作用。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重要贡献者。为了帮助克服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供了更多金融资源，包括同意购买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和承诺增资430亿美元，与相关经济体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等。中国高度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石油补贴、稳定大宗商品价格、G20参考性指南的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筹建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不仅自身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而且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作者：世界贸易组织教席、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负责任大国的主动作为
“一带一路”促进世界经济平衡（顺势而为）
曹红辉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主动作为，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与平衡发展而提出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赢得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对沿线国家经济将产生巨大拉动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具体的项目投资，二是人文、文化交流。项目投资中，既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也包括国际产能合作等。据测算，目前亚洲地区共需8万亿美元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一带一路”能吸引4万亿美元的各类资本参与，则可拉动约16万亿美元的总产出，即使用10年完成这些项目的投资建设，其拉动的年均产出也将达到1.6万亿美元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明显。而且，“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投资、消费大多会留在沿线国家。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为沿线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将为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提供更多现实机遇。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巨大拉动效应，远比一般的政府性援助作用更大、效果更佳。同时，国际产能合作也将为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加快其工业化进程。“一带一路”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能合作不仅将引致区域贸易更加活跃，而且将激发区域内多种产业投资，降低区域内贸易成本，并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更大范围、更深领域、更多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内生动力。
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逐步发挥作用，中国因素在跨境基础设施投资与产能合作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采用人民币投资的领域与地区将日益扩大。这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进与人民币相关的各项金融改革与开放，包括人民币计价债券市场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建设、区域性信用评级体系建设、跨境监管合作、区域性汇率协调机制形成，从而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同时，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人民币对于维护区域内货币稳定、建立富有竞争力和更加稳定的区域性货币体系作用显著，还将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消除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发挥积极作用。
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作为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倡议和理念，“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动员和组织沿线各国积极行动，还可吸引区域外国家和资本积极参与。这将为促进各种文明和平共处、相生相容，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共同维护区域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等提供重要示范，并促进既有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与完善，推动形成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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