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彭荆风的《深情写梨花》
深情写梨花———谈《驿路梨花》的写作(彭荆风)
多年的写作经验使我觉得，一篇作品能否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关键在于作品是否有特色和新意。尤其是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更要把那里特有的瑰丽色彩描绘出来。这不单纯是从风景、服饰等方面着眼，而要融化到人物的性格、语言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没有亲身的感受是难以意会、言传的。
我从1950年春，随军进入云南以来，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生活。云南是个风光绮丽的地区，有二十多个兄弟民族，山光水色，风俗人情都极其迷人。解放初期我曾在澜沧江左岸的卡佤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地区做过较长时间的民族工作，剿过匪。成为专业作家后，足迹又遍及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两侧的红河、怒江、大盈江、都柳江一带苗、瑶、侗、苦聪人聚居的山寨。对这些民族的过去和今天有较深的了解，对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也有较强的感受。创作的生命系于生活。所以，我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佤部落的火把》，与别人合作的电影剧本《芦笙恋歌》《边寨烽火》，打倒“四人帮”后出版的长篇小说《鹿衔草》，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爱与恨的边界》《绿色的网》，短篇小说集《驿路梨花》，都是以边疆生活为题材的。因为，我熟悉边疆人民，写起来，就有感情。作家的感情是很重要的，有了深挚的感情，不仅平常能观察入微，写起来也能爱憎分明，如实地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来。
我写《驿路梨花》是在被迫搁笔多年后的1977年秋。那时，党中央重新提出了学习雷锋。我觉得经历了十年浩劫，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被“四人帮”破坏无遗，为了帮助青少年更好地成长，向雷锋学习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不满意那些平铺直叙的图解式的文章；反对那种用口号代替行动、用政策代替人物性格的写法，那只会把雷锋精神写歪、写干瘪，不能有效地对青少年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我认为既然是文艺创作，那就必须从生活中来，用自己深受感动的故事和人物去感染读者。
我对雷锋精神是这样理解的，它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风尚，以及今天社会中的共产主义教育紧密联系的。雷锋从历史中、生活中、群众中、党的教育中吸取营养，成为一个崭新的典型形象，这种雷锋精神又推动了千百万群众向着共产主义的境界迈进。
云南边疆民风淳朴，尽管他们并不把学雷锋的口号挂在嘴上，但他们却一向有助人为乐的好习俗，好客、热情关心他人。我在他们竹楼里做过客，养过病，也曾和他们一起跋涉远行，钻老林，爬大山，睡过无人的山间小茅屋，也常在大树下肩并着肩露宿……一想起这些，许多动人的故事和我的好朋友们的音容笑貌，都会在我眼前出现，使我心情激动，难以平息。
“三中全会”以后雷锋精神又受到人们的重视，我的记忆的闸门也被叩开了，我想起了边疆许许多多朴实的人和事。我想到了我曾见过的那深山大岭里的小茅屋(那只是为方便旅人，并无他求)，默默为茅屋打柴、背水的哈尼族人，以及为了后来的旅客，临行前都要给小茅屋做点儿事的先行者。想到这些，一股无形的力量迫使我立即拿起笔来。
人物、故事熟悉，写起来也快，可说是“一气呵成”，下午三点开始写，七点钟完成。放了几天，请一位老同志看了看，又改了一遍，这就是今天的《驿路梨花》。这篇小说的情节，现在看来大致是五层：
1.“我”和老余见到小屋，不知从何而来?
2.水足饭饱后怀着满意心情猜测；
3.我们和老猎人之间的误会；
4.遇见梨花的妹妹；
5.最后点题、点人。
有的同志说，这篇作品写景、写情、写人都有诗画的意境，而且比较简练。说老实话，我在描绘高山、梨树林、月夜、茅屋，以及老猎人、小梨花、过路人等时，并没有过多考虑应该多写哪些，少写哪些，哪些应该着力渲染。因为我熟悉山区景色、茅屋情况和所写人物的性格，只是修改时，才仔细做了一番斟酌润饰。但删削、添改不多。这说明，一个作家只有写他熟悉的事，才能写得顺理成章。
我为什么要以哈尼族小姑娘梨花她们为主来落笔展开故事呢?这是因为她们小，代表未来。如果写成人，写党支部书记，这在《驿路梨花》的特定环境中，可能不会有小姑娘们那么活泼感人。而且，作品是要给人影响的，小姑娘们都能乐于助人，我们成人如果还不如他们，不是更应该感到惭愧吗?
当然，写小孩要像小孩，不能写得比成人还能干，还高明。那不仅难以把小孩写好，也难以使读者信服。我们只能从小孩的特点出发，写得恰如其分。也就是说，刻画人物首先要准确。写得准确才会真实、生动。
作品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的，因此也就常有人问我：“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是真有这么一个故事吗?”
有一篇评论《驿路梨花》的文章中，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容许猜想，那么大概是真有其事，但作者把它写成文章时，却有提炼，有夸饰、有点儿虚构。这就是说，事情的具体发展，不一定是完全这样，只有经过作者的巧加安排，悉意提炼，才显得如此完整、如此引人入胜。”此话说得很对。有了生活，有了素材，还需要提炼、剪裁。这种提炼、剪裁，不仅是文学技巧问题，而且取决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力，这种观察不同于一般地看待生活，要有文艺感，要从文学的角度取材、构思。作品来自生活，生活里的事却并不都能成为作品。有人认为，生活里有的都可以写，那说明他还不会写作。生活里再真实、再“完整”的故事，到了作家笔下也必须有所取舍。有了生活，只是写作的准备阶段，能够深刻地理解生活，典型地表现生活，才算进入了写作之门。这就要求我们多读、多写，提高自己的艺术功力。多读、多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了解生活。丰富的生活又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写作，这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不是长期在边疆生活，我是难以写出《驿路梨花》的。最近，我和老作家艾芜同志做了一次长谈，他举了许多事例鼓励我多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学习前人，用简练的词句生动地描绘山川景色以及精辟地表达人物感情。这是老一辈作家的经验之谈。我就是读了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引起了我对过去在哀牢山区梨树林中穿行时的回忆，而写出了那一段梨花盛开时的树林夜景的。诗人的好诗引起了我对生活意境的回忆，增添了作品的光彩。
德国诗人歌德曾经说过：“只有对自己所表现的东西怀着深情的时候，你才可能淋漓尽致地去表现它。”我正是怀着抒发自己对一代新人的崇敬心情来写作的。他们的情操是那么高尚，那么富于诗情画意，我怎能不努力去表现他们呢?可惜我受“四人帮”迫害多年，《驿路梨花》是我坐了七年监狱后，重新提笔的第一篇作品，文笔荒疏，难以写得更深刻，更感人，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选自《语文学习》198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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