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难于突破“历史周期律”
对于中国为什么难于突破“历史周期律”问题，欢迎各路大侠给出高见，先在此予以致谢！
中国为什么一直走不出历史周期律？
我们知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在生产单元各自封闭的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政权模式必然是以绝对皇权为标榜的中央集权政权结构——国家权力绝对地属于皇帝，但是由皇权的负责机构具体执行；与如此的社会结构相配套的思想体系也逐渐形成——先是法家成为主流思想、到西汉董仲舒之后是儒家。
如此的社会整体，在历史发展中，其社会结构总会出现“周期性”的崛兴和解体——朝代兴衰，具体的表现就是在中央集权社会结构达到强盛的极点——自给自足经济发展到顶点、中央集权政权空前凝聚，政权与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形成的社会结构整体紧凑而强大，但是之后，民间的土地兼并势力总会出现，政权层面的专权阶层也总会出现，此二者变相纠缠，共同将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逐渐消解。
并且，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民族思想体系也是出现数次变化，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那么中央集权社会结构为何会反复出现周期性循环，也就是说，为什么民间的地主兼并势力总会出现、政权层面的专权阶层也总会出现，而共同将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消解，但是过后，中央集权社会结构又会逐渐重构——地主兼并势力、专权势力会逐渐消失，民间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形成、比较整肃的中央集权政权结构逐渐形成。然后，又是新一轮循环。
我们看到，在西汉时兴起的专权与地主兼并阶层将强大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逐渐解构，后来北方少数民族也乘虚而入，最终造成站在氏族大姓、地主兼并势力之上的岌岌可危的东汉政权，及魏晋南北朝时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之后，最终仍然回到隋唐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模式上来？还有，在后来盛唐之后，崛起的诸多节度使消解了唐朝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而将历史导入了分裂的五代十国，及后来地域尴尬的宋代、无法管理民间经济的元代，但在1368年，中国又建立了更加集权的大明王朝和后来的大清王朝？其他小规模的“复兴”不再赘述。更甚者，在大清后期，如果没有国外力量的对比与威胁，中国仍走不出这一社会结构模式。即使在国外强力的重压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绝境，社会结构的第二次转变仍然如此漫长、艰难与痛苦——以至于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
我们先来看中央集权社会本身的缺陷，这是中央集权社会总会解构的原因。
中央集权社会的社会结构，政权机构主要负责从民间抽调人力和物力，但是对于民间的变动则不能准确掌握，更不要说对于自己的政令、对策作出相应调整了。大家想想，在古代，民间的天灾人祸、有时候整县、整州府的人被旱涝、传染病等灾害侵袭，于是大量的老百姓饿死、淹没、病死，另外存活的人大举迁徙，但是地方将这一情况逐级摸清的可能性不大，上报朝廷也只是个大概，朝廷对于如此的灾祸的政策调整也是缓慢而低效——最主要就表现在对于物力、人力的抽调随实情的变化而不能很好地变动。即使是对于民间正常的生老病死、土地变动情况，政府也是一头雾水。也就是说，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对于民间的人员、地产的变动情况不能准确掌握，最终必然失去组织人力和抽调赋税的可能。
于是，国家的政令逐渐和地方的户籍、地产的实情不相符合——这些随着天灾人祸的变迁、早已是物是人非，但是国家的户册、地册还是多年以前的情况。有些人可以逃避赋税而逐渐富裕——地主就大量地形成，但是更多的人的税责和劳役加重，很多人的负担比之到地主的土地上佃种土地还大，于是更多的人开始逃到地主那里去以求“荫蔽”，更多的土地向地主集中。地主往往会通过钱财和官员勾搭，自己明明有十万亩土地，有数千佃农，但是只交少数土地的税、只负责少量人丁的劳役。官员由于地主的喂养而渐肥，于是上交朝廷大员。兼并势力和专权阶层就逐渐纠缠到一起了。而民间和国家则日渐衰弱。
从整个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来说，在朝代刚建立的时候，由于前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量的地主被消灭，国家权力也能够比较整肃地执行，民间的自给自足经济可以比较健康地发展，政权层面对于民间情况的掌握比较清楚，国家的税收就比较合理，所以，国家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繁富的顶点。但是随后，政权层面就会自动出现惰性——当国家的财富积累到顶点之后，政权机构就减少与民间的接触，利益固化、和专权阶层就会逐渐出现、并一再坐大，终于完全破坏掉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国家就陷入了较长时期的混乱阶段。
也就是说，是中央集权的政权模式自身的缺陷导致了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的不间断的解体——逐渐失去组织和调动人力、物力的机缘。
可是，中央集权社会结构最终会再次整肃——经济更加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政权更加集中，历史总在重复如此的周期，最根本的原因如下：
首先也是基础的原因：理想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模式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和游牧经济、交换经济相比较而言最佳的社会结构模式。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是，在适宜农耕的黄河到淮河再到长江流域，模糊农耕经济（夏——商——周的封建时代）逐渐发展成为明晰的自耕农经济之后形成的，万民是如此的喜欢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虽然人们的生活所需品不只限于粮食，但是，大多数人宁可“自给自足”，家户广种棉麻、果蔬，饲养猪、鸡、牲口，只要是生活所需，他们就会尽可能的自足，如此，只求不借外力而生存，如果全家团员，家道殷实，则称得上是完美。即使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在边远农村，仍有这样的状况，他们仍希望保持这种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万民认为自己只靠“天”而在，“皇帝”是“天”与人类社会的交点，理想与现实的交点。
从理论的层面讲，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基础之上，以绝对皇权为标榜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就是必然的政权模式。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深入人心，那么相应的中央集权的政权模式也就完全定格了。
其次：文化思想的基础与主干是社会结构，其一经形成，就会有自己的“个性”， 其内容不完全面向着社会结构，也不会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轻易变更，对社会结构的变化起“规范”或“迟滞”的作用。自给自足经济、皇权及执行机构，构成了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与此相配、以之为主干的思想就是民族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很好地传达了这种观念。以儒家为主流、法家为最大的辅助的思想体系，与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相互影响、规范与制约——社会是社会结构与人文思想体系的双变合体，共同将中国在大秦之后到大清之间的历史，框定在中央集权社会的框架之内。
所以，中央集权社会结构自身的优势、和以之为主干的主流思想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央集权社会结构极强的韧性。社会虽然总在变动中让万民程度不同地失却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西汉武帝之后和唐代开元盛世之后，都逐渐演变为数百年的政权分裂、割据局面，地主大量而长期的存在使得万民无法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整个民族信心满满，相信终有一天，“天”会开眼，让一个伟大开明的皇帝将这种生活赐给他们——重新建构中央集权的理想社会结构。
破解“周期律”
中国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总在重复如此的怪圈，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周期律”呢？1945年，黄炎培问过毛主席同样的问题，当时毛主席的回答是这一法宝自己已经找到——就是“民主”。
其实毛主席的回答不能算错，但是比较模糊。因为民主政权只有在市场交换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并必然会形成，而毛主席当时显然没有看到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没有市场经济，民主政权就只是一个提法而已，如果勉强进行的话，只会造成混乱。
破解历史“周期律”，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也必须构建民主政权以适应这种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民主政权是必然的，问题不在于构建不构建民主政权，而在与构建什么样的民主政权，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在摸索，阻碍、改革、迷茫各种因素交织。
可敬的毛主席一生最大的所得与欲望就是让人民民主，他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在武装革命年代，正是他的这一情怀与努力凝聚了中国人的心，在建设年代他将此情怀与努力延续，却没有看到更为深刻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最终造成了经济的混乱、政权的混乱、思想的混乱。
要让经济不断发展，首要的就是要民间和政权层面的财富不再滞留，而能不断流通，以实现各经济单元、各行业将人力和物力优化组合，持续不断地投资生产，在科技时代，这种经济的螺旋上升式增长就必然加快。虽然市场经济危机会间或出现，但是比之自给自足经济的周期性衰落来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看到，在1956年，中国实际面临的就是“周期律”即将重演的困局，但是当时的中国尚且不能看透对其破解必须要发展市场经济，所以虽然中国做了很多试验和探索，但是基本都失败了，最终中国经历了比较迷茫和混乱的“二十年”（1956年——1976年）。中华民族旧的的经济模式、政权模式、思想体系结合成的社会整体虽然早已崩塌，但是无形的框架还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中国的后续发展。
其实，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将视界向国外尤其是西方拓展——西方的市场交换、贸易经济已经近三千年历史了。1978年之后，中国的一些政治家、改革派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在中国办起特区、搞招商引资，特区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渐拓向了全国。
改革开放中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从经济取得的成就看，市场经济确实是中国要富国强兵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基本选择。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权，在继往开来、海纳百川的基础上塑立配套的思想体系，这应该是中国彻底走出“历史周期律”、走既是世界的也是自己的路的大体路向。
那么，如何建构一方面民主程度比西方还要高、同时又不是完全被市场经济和利益所左右——既适应市场经济又高于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权，塑立既不脱离世俗又保持人性的高于的思想体系，就成为之后最需要做的两件大事——具体阐述， 参阅拙作《两百年中国—— 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中期》。
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历史遗迹吗
上一篇：摄政王多尔衮在哪里处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