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城遗址所体现的土司制度具体是什么
老司城遗址，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城东20余公里处的灵溪镇老司城村。本名福石城，1724年司城迁至颗砂乡，为区别新老两座司城，福石城又名老司城，是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至清雍正六年（1724年）永顺彭氏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1]
老司城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十巷，人户稠密，市店兴隆，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 [1]
五代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南楚王马殷接纳彭瑊进入南楚，并让彭瑊担任溪州刺史。彭氏在溪州以恩惠凝聚人心，受到溪州人民的拥戴，而成为了溪州之地的世袭土司。 [7]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彭福石宠（彭福石冲）担任土司后，时常感到司治（土司治所）下溪州（今古丈县会溪坪）受到辰州势力的约束，于是将司治迁到了灵溪的福石郡，并在此筑城，即今老司城。关于司治的变迁有另一种记载：在迁往老司城之前，即公元971年时，第四世土司彭允林将司治迁往龙潭城（在今永顺县麻岔乡）。 [7-8]
元代，原来的溪州被分割为永顺安抚司、葛蛮安抚司（辖南渭州）、思州安抚司（辖麦着、会溪、施溶三感化州和驴迟峒、腊惹峒）。永顺彭氏土司实际所辖的空间变得极为有限。 [7]
明代，永顺土司对老司城进行了重建。遗址现存的大部分建筑都为明代所建。 [7]
清雍正二年（1724年），永顺土司彭肇槐将司治迁到灵溪河上游的颗砂乡，称为新司城。清雍正六年（1728年），永顺土司彭肇槐自动献土，带着子孙离开湖南湘西，回江西祖籍地方立户，延续了818年的永顺土司政权宣告结束。从此，老司城逐渐冷落萧条。
土司制度是拉拢少数民族首领来管理当地人，这在明清时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政治制度。
官方任命的少数民族首领。类似于自治县，自治市！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土司”又称“土官”，是由封建王朝中央任命和分封的地方官，“世官、世土、世民”是其重要特点，即世袭的政治统治权，辖区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及对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世袭统治权。土司对农奴的主要剥削形式多是劳役地租。农奴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1]
缅甸与云南省西部山水相连。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近600年间，中缅疆域有很大的变迁。两国封建王朝之间发生过几次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过灾难，但持续的友好交往是主流，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发展。
13世纪中叶，缅甸是蒲甘王朝统治。首都在今缅甸中部的蒲甘城，疆域尚未达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掸等族居住地区。此时的中国，正值忽必烈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封建帝国。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基本上沿袭“大理”时代，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族、掸族等族居住地区，设置了一些路、府，由当地土官管辖。蒲甘国王和元朝皇帝双方各有所图，矛盾日益激烈。1271年和1273年，忽必烈两次派遣使者到缅甸，蒲甘国王那罗梯诃波扣留了元朝第二次赴缅使者，元缅矛盾激化。1277年，蒲甘国王反对金齿(今德宏)总管阿禾服从元朝统治，兴兵攻打。缅军集结兵“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攻人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与金齿士兵和元朝驻军发生激烈战斗。
缅军人侵，严重威胁了元朝对云南西部的统治。云南行省长官赛典赤命令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率3800余蒙古、爨焚(白族)、么些(纳西族)军增援，元缅两军在南甸(梁河)、干崖(盈江)一带大战。缅军大败，象马人自相践踏，又遭金齿士兵伏击，损失惨重。元军胜利向西挺进，直抵伊洛瓦底江畔的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因天热还师。元军撤退后，蒲甘王又发兵进据江头城，不时侵扰金齿(今德宏)边境。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命令药刺海率领四川元军万人，会同云南纳速剌丁所领前次军队一齐征缅。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从昆明出发，十月到达南甸(梁河)、干崖(盈江)，再沿大盈江而下，与缅军战斗，再次攻占江头城。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军南下进占太公城[今缅甸太公(德冈)]。蒲甘国王惊恐，国王那罗梯诃波带着王公大臣逃至勃生(缅甸南部)，并派使者到太公城向元军求降。元军派使者招降，行至中途，蒲甘王室发生内乱，国王被囚，三个儿子被杀，元使团中也有人被害。元军向南进军，至元二十四年(1278)攻占蒲甘城(今缅甸中部蒲甘)，蒲甘国王投降。元朝封蒲甘国王为缅王，继续统治其疆域。缅王派使者以“入贡”方式，经云南与元朝中央保持联系。
元朝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地区，先后设置太公路、云远路、蒙怜路、蒙莱路、木邦路。战争结束之后，元军撤回云南内地。不久，蒲甘王朝在内乱中覆灭，缅甸境内四分五裂，各王邦部落或臣服于元朝，或俯首于暹罗，延绵250余年，直到16世纪30年代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元贞三年(1297)，元成宗续封蒲甘王朝后裔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封他的儿子为缅国世子，封王诏书中有：“戒饬云南等处边将，毋擅甲兵；尔国臣民，各宜安业。”兴威、孟养、木连城、马都八等地首领也在1289—1298年间先后接受元朝封号。从1289—1338年的59年间，缅王先后15次派代表团访问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元朝4次派使节访问缅甸。
元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元朝在缅王辖境范围内设置邦牙等处宣慰司，首邑在今曼德勒附近的阿瓦城，宣慰司辖境比今曼德勒区稍大。邦牙等处宣慰司南部为白古(勃固)，即我国史书中的“登笼国”(今缅甸南部近海地区)。元朝使臣在人缅中曾南下至登笼国，登笼国即派人随元使“入贡”，得到元朝的封号。元朝时期我国经云南与缅甸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从今滇西的保山和德宏地区，沿大盈江而下以接伊洛瓦底江的水陆交通路线，通往缅甸各地，成为中缅之间的通途。当时中缅使者和经济文化交往，大多沿这条路线进行。著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元朝使命由这条路线进入缅甸，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沿途的重要城镇有：永昌(今云南保山)、腾越(今云南腾冲)、干崖(今云南盈江旧城)、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太公城[今缅甸太公(德冈)]、蒲甘城(今缅甸蒲甘)、昔里怯答剌城(今缅甸卑谬)等。他还向南进入登笼国。
元大德五年(130I)，元朝军队为缅甸修筑了叫栖水利工程(在今曼德勒南部)，并开凿了墩兑运河。这两项对缅甸农业生产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为缅甸人民所利用。据英国人史谷特和勃朗两人的考证，今缅北的玉石矿是在13世纪由云南的一个小商贩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是由中国传人缅甸的。①
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兴起。中国仍然是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为明朝的“土司”。以今缅甸中部阿瓦(今曼德勒附近)为都城的缅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派使臣板南速剌经云南到南京朝见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年，朱元璋宣诏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卜刺浪为宣慰使。其时，云南麓川(今瑞丽)傣族土官思伦发武装侵夺缅境土司，卜剌浪遣使向明朝廷诉说，朱元璋派钦差大臣“谕缅及百夷罢兵守土”，思伦发听命，纷争得以缓和。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任命缅王那罗塔为宣慰使。明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任命莽得刺为缅甸宣慰使。自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缅甸宣慰司6次派代表团“朝访”明朝，明朝5次派使节访问缅甸宣慰司。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朝在今缅甸境内除设置了缅甸宣慰司外，还设置了许多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计有孟养宣慰司(驻今缅甸西北克钦邦境内莫宁)、木邦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兴维)、大古剌宣慰司(在今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明史·地理志》说：“亦日摆古，滨南海，与暹罗邻”)、底马撒宣慰司(在今缅甸东南部德林达依省．《明史·地理志》：“在大古剌东南”)、底兀剌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西北孟密)、蛮莫安抚司(驻今缅甸克钦邦东南莫茂)、孟艮御夷府(驻今缅甸掸邦景栋)、小古剌长官司、茶山长官司、底板长官司、盂伦长官司、八家塔长官司(此五长官司，《明史·地理志》说：“皆在西南极边”，地近大古剌、底马撤、底兀剌三宣慰司，当在今缅甸南部)、里麻长官司、东倘长官司、促瓦长官司、散金长官司(此四长官司地在今上缅甸)。明代在今缅甸境内设置的这些土司，都划归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他们臣属于明朝，并不是因为受到明朝的军事威胁，而是在各王邦部落分裂的状态下，主动臣服。明朝不向这些地方派遣官吏和征收赋税，由土官自己进行统治。他们以“朝贡”方式与明朝保持联系，由土官本人或派使者到明朝都城或云南省城“朝贡”。各土司间发生矛盾纷争，甚至军事冲突，明朝廷或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为之进行调解，他们大多尊重和接受调解。这方面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明初，云南麓川土司叛乱，缅甸、孟养等宣慰司曾协助明朝平乱，捉拿叛乱首领思伦发父子。概括说来，据《明史》等以及英国人哈威所著《缅甸史》的记载，在隆庆末年(1572)以前的200年间，今缅甸境内各王邦部落大多主动接受明朝的土司设置，臣属明朝，通过“朝贡”方式，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
双方密切的政治关系，使经济文化交流呈现繁盛景象。木邦等上缅甸地区的食盐由云南内地供给；盂密宝井的玉石得到开采，大批云南人到缅北开采玉石，运往云南腾冲加工，再运销中国和东南亚各地。明代诗人杨慎的《宝井谣》、张含的《宝井歌》、施武的《宝井词》等，对当时云南人开采缅甸玉石的生活情景有生动深刻的描述。缅甸生产的陶、瓦、铜、铁、漆器技术，多是中国汉人传授的。明末朱震孟著《西南夷风土记》说：“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兵力盛时，剪荆棘为乐土。”可见明初至明末缅甸经济变化之大。
明代中国商人从滇西重镇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等地，沿大盈江和瑞丽江接伊洛瓦底江贯通缅甸北南的水陆交通线往来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陶器，缅甸的棉花、玉石等，皆为大宗交易物品。蛮莫(今缅甸境内克钦邦东南之莫茂)、江头城(今缅甸实阶省东部伊洛瓦底江西岸之杰沙)、阿瓦(在今曼德勒附近)、蒲甘、摆古(今勃固)等缅甸城镇，有来自中国云南、四川、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的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城有12道城门，往来贸易的人很多，城外有“大明街”，天朝军队打通了印度洋的出海口，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于摆古等地汇合（今缅甸故尼格来斯附近），开创了空前绝后的历史辉煌。据《西南夷风土记》载之：“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湖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交易五日一市，十日一市，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至摆古等温城。每日中为市，市之周围，亦有走廊三千余间，以避天雨。摆古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欤！上述5省来这里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人有数万之多。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摆古城(今勃固)的情况与江头城相仿。这里临近大海，与中国的交往，除经由云南南下的交通外，还有通过闽粤而来的海路。在摆古西南部的港湾中，“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近代在缅甸南部的勃生河床发现15世纪的中国瓷器，即为明朝时期由云南和福建、广东运销至缅甸南部的。英人司考特《锦绣东方——缅族生活记录》一书说：“从云南到八莫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来的庞大驮运商队，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量丝绸。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
明初，阿瓦缅王遣使入明朝，诉说麓川土司思氏侵其地。明廷派钱古训、李思聪由云南前往调解，消除纷争，二人回国后，据见闻兼考史籍，著成《百夷传》，为人们了解当时滇西和缅甸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明末朱孟震《游宦馀谈》，末附《西南夷风土记》，记述云南和缅国的风土人情。当代史学家方国瑜教授考证，乃是随明将刘挺赴云南和缅甸抗击东吁王朝的幕僚所写实录，为朱孟震所得著录成书。《百夷传》和《西南夷风土记》是明代中缅交往的文化成果。
永乐五年(1407)，明朝成立四夷馆，内设缅甸馆，馆员既有缅甸人，也有懂缅文通缅情的中国人。弘治三年(1490)在馆中任职的刘迪是云南腾冲人，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随着中缅交往的日益密切，明朝除在京城四夷馆内设缅甸馆外，还在昆明设立“缅字馆”，培养翻译，接待缅商。清人师范《滇系》卷1l说：“明初，设缅字馆于滇垣，令汉人习而译之，(缅甸)今虽十年一贡，然其输诚之奏，纳款之文，仍不时上达，亦当事者所宜讲求也。”缅字馆不仅提供商业翻译，还从事公文翻译。
由于在缅甸的中国人众多，中国历法也在缅地施行。《西南夷风土记》说：“岁时、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摆古(今缅甸勃固)无历，唯数甲子，今亦窃听于六慰，颇知旬朔矣”。
16世纪中叶，缅甸南部的东吁王朝崛起，在以军事压力迫使各王邦部落受其统治之后，向暹罗和中国云南内地发动大规模战争。东吁王朝迫使各王邦部落就范，一方面是东吁王朝凭借强硬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也由于明朝晚期的政治腐败。例如木邦土官罕拔向明朝报请袭职，云南官吏以勒索未遂，拒不发给承袭状纸，罕拔就反叛明朝，投向东吁。民谚说：“官府爱惜一张纸，丢失地方二千里。”东吁王朝第一个国王莽瑞体在征服缅甸各王邦部落后，更发兵攻占元明时代的八百大甸宣慰司(今泰国北部清迈、清莱一带)，作为南下攻暹罗，北上攻云南内地的据点。
明嘉靖三十年(1551)，莽瑞体死，莽应龙继任东吁王朝缅王。他首先领军攻占暹罗都城阿瑜陀耶，大掠暹罗全境，然后回师北上阿瓦(今曼德勒附近)，向云南西部边境进攻。在攻占孟密、木邦、孟养之后，入侵陇川、进攻干崖，怒江西岸各土司地全被缅军攻占。明万历九年(1581)，莽应里继任缅王，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缅军渡过怒江，攻占耿马、孟定、湾甸(今昌宁县境)、姚关(在今施甸县东南部)、施甸，进攻顺宁(今凤庆)，明朝兵将多战死。东面缅军以八百大甸为据点，侵入车里(西双版纳)，烧杀抢掠，进至景洪，攻占车里宣慰司署，掠走宣慰使刀糯猛，另立刀应猛为宣慰使，迫令向缅王纳贡赋，并掠走大量人民，带到缅甸做奴隶。云南官府大为震惊，巡抚刘世增移驻楚雄，总兵沐昌祚移驻大理，调军队防御，并急奏明朝廷派军抗击。
万历十一年(1583)，明神宗派刘挺、邓子龙各领军五千，并征调云南各民族地方兵数万，大举抗击缅军。邓子龙由保山南下施甸，在姚关一带与缅军大战，把缅军赶至孟连、耿马以南。刘挺由腾冲人德宏，收复南甸、干崖、勐卯(今瑞丽)、陇川I、芒市后，攻下蛮莫，招降孟养，在伊洛瓦底江畔与一批土司会盟。万历二十一年(t593)，莽应里又使缅军攻蛮莫，入侵陇川、遮放、芒市。云南巡抚陈用宾自保山遣军出击，缅军败退。陈用宾于沿边修筑八关，防御缅军入侵。此八关为神护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在今盈江、陇川西部至瑞丽的沿边地区，有的在今国界内，有的在今国界外。陈用宾还在勐卯筑平麓城(今瑞丽城)，兴屯田，移兵屯守；开民屯，招内地人民移居。明代万历年间抗缅战争的胜利，陈用宾在滇西边境筑八关，建平麓城，办军屯和民屯，防御缅甸东吁王朝的入侵，对巩固云南边防具有重大意义。自此至乾隆时期，近两百年，缅甸东吁王朝逐渐衰落，中国则处在明清两朝交替时期，中缅边疆相对安定。
体现的就是土司做为一个地方的政权经济军事唯一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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