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驱动因素
问题：讨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并说明这些驱动因素如何改变了国际业务的性质？
1.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或译为“非工业化”)，指因经济发展而导致工业比重降低和服务业比重上升(杨成林、乔晓楠:《发达国家非工业化进程举证:一个文献述评》，《改革》2012年第9期。)。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经济服务化”或“产业空洞化”。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剧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趋势。
推动“去工业化”的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技术条件。哈佛大学的诺里亚(NitinNohria)教授说:“更便宜更强大的信息技术以及运输成本的相对下降，有助于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演一个世纪前在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现象。把曾经是不同的‘孤岛’市场联结为一个单一的、巨大的市场……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新的信息技术和喷气式飞机在超国家的和全球范围内产生着类似的效果。”(转引自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55页。)他这样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第一，1955年到1998年间工业部门的相对衰落大体上是一个常数。在1955年到1974年的19年中，工业的份额丢失了25%，在1974年到1998年的24年中丢失了另外的33%。尽管这些公司采取了种种办法，结果证明它们无力挽回相对衰落的趋势。第二，重要的是，政府、运输和通讯部门，以及批发(零售)贸易在这个时期多少维持稳定……第三，服务业在经济中是最大的赢家，传统服务业稳定增长，金融、保健和传媒以及信息技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急剧上升，1998年，政府和服务业所占份额已经超过GDP的3/4”(转引自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57-58页。)。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美国的产业升级，实现了美国产业的全球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陈宝森将美国转变后的产业结构划分为四个层次(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57-58页。):第一，在信息革命中，以信息产业为龙头，以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为后续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产值和就业皆有大幅增长。第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传统制造业正在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产值继续增长，但速度趋缓，就业呈下降趋势。与高新技术产业相比较，它们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有所降低(但并非产品的绝对量降低)。第三，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整体上在全球化中进行外向型的生产转移，其中大部分行业生产萎缩，产品供应转为依靠进口;也有一部分行业运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第四，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蓬勃发展，与农业制造业比较，产值和就业比重皆持续上升。
“去工业化”并不是工业部门的全面萎缩，而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和面临激烈竞争的生产部门的收缩。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陷入严峻的危机和困境。首先是原材料成本和劳动成本提高，加之生产能力过剩，使传统产业越来越无利可图。其次，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在传统工业产品上大大提高了竞争力，具有劳动成本和资源成本的优势，逐渐侵占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甚至国内市场。第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发展，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业已缩小，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生产部门中竞争日益激烈(如汽车、家电等)。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出于竞争加剧和利润率下降的压力，被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某些投资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急剧增长，产业转移的步伐大大加速，而其国内的制造业也迅速缩减。
2.企业经营的“外包”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业务外包成为企业经营的一种战略选择，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包服务市场发展更为活跃。许多大公司将信息技术业务转移给外部服务提供商，外包服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有关外包的影响与利弊等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热烈争论(荆林波:《质疑外包服务降低成本及引起失业的假说--以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为例》，《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外包(outsourcing)是指通过签订合约，将企业内部的某些业务或职能转移给外部服务提供商承担。通过转移，原属企业内部等级分工体系中的活动和职能，转变为社会分工体系的市场关系。外包的实质是企业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变。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外包实际上早就存在，而且遍布建筑业、制造业和政府部门。即使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外包的历史也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许多公司，如今已有相当数量成长为国际巨型企业。
跨越国界的外包，称“离岸外包”(offsourcing)，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我们这里讨论的也主要是这种跨越国界的外包形式。这种形式的外包由于信息革命的技术支持而获得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率先在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实现了信息的网络化，使跨国公司分布在全球的业务能够低成本地得到良好协调，可以进行集中控制，并为公司内部、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创造全新的条件。同时，在因特网发展的条件下，美国首先试验把原来在一个国家或总部的生产和管理程序分割开来，如把财务会计、战略管理、研究开发、设计营销、生产制造等功能安排到不同国家，发挥其区位优势，以降低成本。现代信息技术使新型管理制度可以跨越全球得到有效应用，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经营的一体化布局。
随着信息技术和高速数据网络方面的进展，跨国的外包范围扩大到一系列企业经营业务和管理事务，涉及金融、保险、医疗、人力资源、抵押、信用卡、资产管理、顾客服务、销售及研发等领域。按其简繁程度，业务流程外包(BPO)分为5个层次(甄炳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服务外包》，《求是》2005年第9期。):一是后勤办公业务，如数据输入和转化、文件管理等;二是顾客服务，如呼叫中心、在线顾客服务、远程营销等;三是普通公司业务，如金融、会计、人力资源、采购、信息技术服务等;四是知识服务和决策分析，如研究咨询、顾客分析、证券分析、保险索赔、风险管理等;五是研究开发，如工程设计、建筑设计、新产品和新工艺设计等。为实现业务外包，美国公司利用高速数据线路输送文档、图像到低工资国家，如印度和墨西哥。据加特纳数据搜索公司称(《中印竞争全球外包服务市场》，《参考消息》2006年5月10日。)，发达国家的公司对海外信息技术服务的需求目前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业务流程外包(BPO，从处理账单和信息卡到管理整个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增长速度更快。截至2006年，印度承担了这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也有部分低端BPO业务(如数据输入、表格处理和软件测试)被日益增多地外包给中国企业，而印度则继续主导着这个领域的高端职能(如研究与设计)。另据报道(《服务外包中国越来越内行》，《人民日报》2013年5月30日。):2008年-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由46.9亿美元增长至336.4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60%，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仅次于印度)。中国占全球离岸外包市场的份额也由2008年的7.7%增长至2012年的27.7%。
利用外包，将企业管理和生产的某些局部职能分离出去，是目前发达国家资本加强管理的重要手段。资本结合采用外包和非标准就业形式，分化劳工队伍，加大对雇佣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孙寿涛、谷自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层级化特征》，《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0期。)。“企业目前采用的灵活系统、精简生产和建立工作团队等方法似乎更是一个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加快组装线速度、减少工人数量和将部件外包的手段。”(菲利普·A.奥哈拉:《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否进入长波上升阶段的争论》(上),刘英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期。)有意思的是，一些公司通过外包，将原来的雇员转化为独立的承包商负责原来的工作，或将其解雇后改为就业服务中心(人力提供商)的外派雇员(合同工)。这样通过将雇佣关系转化为市场关系，资方可以借机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剥夺他们的工作安全保障，逃避承担与雇佣关系相关的各种法定义务。据美国劳工部1995年的调查报告，500万合同工中大约有17%是在为原来的公司工作，包括施乐公司(Xerox)、霍夫曼-拉罗会公司(Hoffman-LaRoche)、德尔塔航空公司(DeltaAirLines)、数码设备公司(DigitalEquipment)以及切夫隆公司(Chevron)等这样的大公司。美国管理协会有份调查也指出，720家新近缩小规模的公司，其中30%重新雇佣从前的职工，但都不再给予医疗保险与退休金(转引自爱德华·勒特韦克:《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褚律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77页。)。
石器---蒸汽---机械制造---网络----智能
20世纪70年代以前,贸易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那个年代应该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应该用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来解释才行。
https://wenku.baidu.com/view/039ddf764431b90d6c85c7ea.html
希望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