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人对论语的评价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它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佑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北宋政治家赵普称：临死时对宋太宗道，臣有《论语》一册，一半可用来助君打天下，一半可用来助君治天下。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王充《论衡·正说篇》：“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礼记·坊记》：“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清 邵懿辰 《仪宋堂后记》：“明太祖既一海内，其佐刘基 ，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於今。”清 俞樾 《春在堂随笔》卷九：“余撰《文勤神道碑》，即据其子儒卿等所撰行状，言公年十有一，‘四子书’、‘十三经’皆卒读。”亦省作“ 四子 ”。《朱子语类》卷一0五：“‘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録》，‘四子’之阶梯。”清 薛福成 《选举论中》：“常科以待天下占毕之士，试策论；论仍以‘四子’、‘五经’命题，特易其体格而已；策则参问古今事。”王品集团董事长戴胜益曾宣称其可以用半部《论语》创王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于2006年11月1日出版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引言“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论语》自战国前期成书问世以后，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几乎惨遭灭顶之灾。到汉初，朝廷明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有些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下书籍的人，纷纷向朝廷“献书”，因口口相传再手抄笔录辗转反复，字句往往有所差异。今日所读之本经历了两次大改造，一个是西汉末年，汉成帝帝师张禹以《鲁论》为主，结合《齐论》编定的《张侯论》，有21篇；西元二世纪中期，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定下《论语》今本，并结集了两汉间对《论语》的不同解释。不到一百年后，何晏把郑玄本及其反对派的观点编成了《论语集解》。何晏之后，南北朝时代，皇侃，受佛教的影响，编成《论语义疏》本。西元八至九世纪，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对郑玄、何晏所编之本都持怀疑态度，要回到原典。但由于郑玄在世时已与孔子相差600余年，《论语》原典并不可考。今本据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统计，约1万2千字。。《论语》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是后来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讨论内容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自西汉以来，经书被确立为国家经典，宋代以来又被定为科举用书，成为读书人之必读。故其地位崇高，影响巨大。十三经不过65万字，而关于它们的注解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元仁宗延祐二年时确定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试范畴，从此以后中国的科举考试便在《四书集注》的范围内出题。虞集称将朱学“定为国是”使“学者尊信，无敢疑贰。”（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9〈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明成祖敕胡广纂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主攻朱子之学。《明史》卷70〈选举志．二〉载：明初“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经义考》称四书如“日星丽天，万象昭著”。陈确〈与黄太冲书〉云：“惟是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的何晏《集解》，宋人邢昺《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总之，论语还是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太多了，综合基本都是真面和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