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模式向峻刑模式转变如何体现的
夏商周至秦汉，治国模式由民本模式向峻刑模式转变的体现
四大治国模式，指的是中国四个传统治国模式，这四个传统的治国模式是书写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标志，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社会皇帝，都逃不过是四大治国模式的范围。
其中老子所倡导的节俭模式最为历代皇帝所推崇，刘邦、刘恒、刘启、刘秀、萧道成、杨坚、赵匡胤、朱元璋、道光帝等数位皇帝，都对老子提出的节俭治国情有独钟。
民本模式自古有之，民本治国是中国最古老的治国方式，从上古时期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再到夏商周时期的夏禹、少康、成汤、盘庚、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封建社会时期的刘邦、刘秀、杨坚等历史上的数位皇帝都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而治理国家，就连老子的节俭模式、管仲的新政模式、商鞅的峻刑模式，都是有民本思想演变而来。
新政模式是中国最具进取性的治国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时期的管仲，新政治国通常都是历代帝王拯救国家命脉的良方，也是腐旧贵族最惧怕的毒药，实行新政必然要得罪一大批腐旧势力，因此中国历代皇帝拯救王朝命脉的这剂良方，往往会被统治者自己湮灭。新政模式，实际上也是自上而下的一次革命，与那些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同，他是由政权的统治者自己发动的革命，其宗旨就是延续政权的国祚。
峻刑模式是由历代司刑之官提出的治国思想，所谓峻刑就是以残酷的法律手段约束国家的官员和百姓，对于官员皇帝会用峻刑防止他们贪赃枉法，对于百姓皇帝会用峻刑防止他们触犯国法，这种模式往往是暴君惯用的手段，但也是依法治国最有效的治国方式。
此四大治国模式，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是历代君王惯用的治国方式，因此他们被当代学者认为是最典型的四大治国模式。
节俭治国
- 节俭模式--"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 代表人物--汉文帝
"节俭模式"，是古代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汉文帝刘恒。中国人素有"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管理国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观》中专门论述了奢侈浪费与国家管理的关系，认为"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刘恒在位期间，禁扰民、禁送礼、禁浪费，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属国献供礼等都废止了。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刘恒就此下了"红头文件"，诏告天下"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
不建楼堂馆所。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连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劳民伤财的，一律不批。据《汉书·文帝纪》记载，刘恒曾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预算，要花费"百金"。这笔开支对皇家来说，连毛毛雨都不算，但刘恒觉得不妥，放弃了造台计划，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
汉代流行厚葬之风，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来造帝王陵墓。刘恒移风异俗，奉行"薄葬"。甚至连自己平时的穿着也不讲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汉书·东方朔传》"身衣弋绨，足履革舄"。后宫嫔妃也都不穿高档时装，"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普普通通。
刘恒开创了封建帝王着"亲民装"的先河，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刘恒是"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其"节俭治国"思想，体现出了封建时代"以孝治国天下"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刘恒死后盖棺定论的谥号中，用了评价等级最高的一字"孝"，称为"孝文皇帝"。
刘恒的治国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汉书》称当时是"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随后的景帝刘启，继承了刘恒的治国思想，合称"文景之治"。
民惟邦本
-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代表人物--唐太宗
在古代，执政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民惟邦本"，简称"民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执政为民"。以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被称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识"，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李世民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他常提荀子的观点:"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认真研究了朝代兴迭规律。据《贞观政要·仁义》，李世民称，"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义为治"实现的，表现为"宽律令"，具体操作分为礼刑并用、简约画一、宽仁慎刑三个层面。《唐六典·尚书刑部》注记，李世民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臣僚重新审订刑律条款，尤控死刑，他强调"死者不可复生"，要求"用法务在宽简"，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为防错杀，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报中央，再三复核。
最能说明李世民"宽刑"的，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发生的一件事。当年十二月，他在查阅死刑案件时，出于怜悯，下令将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过年，来年秋再回长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个不少回来了，李世民很感动，干脆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选贤任能、纳谏如流、赏罚分明，其治国模式成效斐然。执政几年后，便"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贞观四年，全国被判死刑的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号为"贞观"，故史家赞誉李世民的治国模式为"贞观之治"。
新政改革
-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时成"
- 代表人物--宋仁宗
"五经"之《易经》中的第49卦即为"革卦"，古人释注中有句话叫"天地革而四时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规律。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为国家治理手段，被史学家称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赵祯。
北宋是中国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为积极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纪中叶后，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赵祯推行的"庆历新政"即出现在这一时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对西夏战争惨败，直接促使皇帝赵祯"欲更天下弊事"。此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识，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庆历三年九月，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当场赐给纸笔，要求他们针对当前急务当场呈奏。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这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赵祯接受了这些改革建议，渐次实施，颁行全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此揭开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遗憾的是，一年多后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赵祯"宽仁少断"、保守派势力强大有直接关系，但与仓促上马、预热不够、力度过猛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宋仁宗不急于求成，"摸着石头过河"，尤其在进入涉及利益集团的深水区，改革若能稳一点，或许就是另外的结果。
尽管如此，历史仍给在位长达42年的赵祯以高度评价，其治国模式被誉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认为超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严刑峻法
- 峻刑模式--"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 代表人物--明太祖
所谓"峻刑"，即严刑。唐宋以前治理国家讲究"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即所谓"轻刑"思想，属于"仁术"。宋元以后，执政者奉行"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轻刑律，晋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观点为执政者认同。"峻刑模式"又被称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积极实践者，他在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他声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简称"乱世用重典"。
一直以来，朱元璋都"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施"猛烈之治"。虽然《大明律》条款已相当成熟、完备，但朱元璋觉得仍不够"吓人"，又编定了《大诰》，实行"法外用刑"予以"严打"。如政府部门随便增加编制人手等"有司滥设吏卒"行为，依律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诛"，不仅部门领导倒霉，当事"临时工"也要处死。至于"吃空饷"等，在明朝一旦败露，当事人必死无疑。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大多是"剥皮实草"。只要贪污60两以上者，先要"枭首"，示众后再剥皮，皮内充填干草，悬挂在衙门两旁，以警告官吏。类似这样的施峻刑严惩事例，不绝于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国模式，史称"洪武之治"。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效果明显，明朝官场"干净了一百年"。《明史·循吏传》记载，峻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四大治国模式的起源
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心。"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有天道和人道之分，虽然"天命不可违"，但"天道远，人道迩"。有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人定胜天"等说法。人们所着力考虑的主要是"人道"问题。所谓"人道"，简单说就是"为人之道"，就是如何对己，如何待人，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的修身处世之道。例如道家的基本思想是"以德辅道"，实际目的还是在"德"，也就是它的"治国之道";中国从春秋战国直到唐朝的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道统之争"，也就是以谁家之"道"来治理国家。"道者路也"，所谓"治国之道"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也就是基本政治价值观以及具体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即所谓"术")。
民本模式向峻刑模式转变加重处罚力度，体现在施行严厉的制裁制度。
下一篇：党建三支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