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手段
招商局成立后，在 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与外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轮船招商局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 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使招商局转亏为盈。结果旗昌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分别为1877、1883、1889)签订“齐价合同”：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是一个双方妥协折中的方案。但从招商局讲，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积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企业之一。
结构运作编辑
轮船招商局最早核定资本为一百万两，1882年增至二百万两。李鸿章对轮船招曾国藩商局有委任董事的权力。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的保护下，除了有漕粮专利生意外，还得得到政府的贷款，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征厘金。虽然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商人最初对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十分怀疑，投资入股并不踊跃。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主要通过私人网路出售。直到1880年，情况开始转变，在上海买卖盛行。
成立之初，轮船招商局就加入与美资旗昌洋行和英资太古洋行的激烈竞争。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产业，包括船只、码头和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与2家英资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达成协定，共同垄断中国水运。由于在制度上落后于对手，英资轮船公司不久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轮船招商局的受任者与作为主要股东的商人一起管理公司。然而政策性的决定都掌握在由政府委任的官董手中。公众持股并未象西方一样，带来经营权和拥有权分离，反而股份制适应过来吸纳到中国生意传统中。轮船招商局为了吸引商人入股，有主要持股人直接管理公司分号的安排。1873年章程规定（第一条）：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在主要港口协助商总经营业务。最初上海设商董二名，天津、汉口、香港、汕头各设一名，以后如另有别口贸易，或遇附入股份较大者，再行酌量选充。在1909年由股东选举董事会以前，股东只能极少量地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
章程编辑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章程中表明：“轮船之有商局，有外国之有公司也，原系仿照西商贸易章程，集股办理”。在实际的创办过程中无论在集资、组织经营管理、盈利以及分配等方式上它都已经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在集资方式上，招商局采用入股形式，即把资本分为若干份股份面向社会招股集资；在经营管理上，招商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章程规定局务的具体管理和实施者是商总和商董阶层；在赢利分配方面，实行按股付息分红，股票持有者凭证取息。从轮船招商局的集股章程可以看出，它和原始的合伙经营有本质的区别。其股票是唯一的取息凭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抽回性，可以自由转让。招商局在组织上也比较规范，由股东们选出的经营管理机构－－董事会。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除了“北洋海军”外，最大的历史功绩。轮船招商局的规模和历史在我国企业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历史上招商局与李鸿章的关系却比较复杂。由此，有许多论争，例如李鸿章和盛宣怀谁才是轮船招商局的创始人？很显然，轮船招商局的开办创立者是李鸿章，实际运行的创立者的名字叫朱其昂，也不是盛宣怀。
另外的争论就是李鸿章与招商局的经济利益。李鸿章利用清政府的钱从中有多少钱进入了个人腰包？从轮船招商局比较著名的两次集中反腐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晚清洋务企业成为官员个人以“为国家”的名义，攫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而已。
招商局上海旧址
（1）李鸿章与招商局之间的经济秘密
公正地说，李鸿章在招商局中到底有多少股份，已经查不清了。其原因就是代持因素只有当事方知道，作为外人因为时间久太久了，更重要的是，晚清的企业管理极为初级，对这样的账目记载也不清楚，甚至故意不记录。根本说不清。
招商局的最初的资本，可以分两大部分。
其一：李鸿章奏请清政府给的借款20万串；
其二：个人投资，当时只有6万两，李鸿章个人投资5万两。剩余的投资人则是胡雪岩等几个人。
之后，李鸿章是否再进行过个人投资？我们后面再说。但从招商局内部李鸿章的家属、李鸿章的家族、李鸿章的下属和朋友，在该局内部的管理人员情况的情况看，他们之间并非公开的那样伟大和无私。招商局当然要报之以李，因为没有李鸿章它肯定还会出现，但未必其历史能延续到今天。
招商局的生存基础就来源于李鸿章的垂青。它们当然要被李鸿章家族的控制，成为个人的摇钱树。
轮船招商局投资企业之中国通商银行
（2）轮船招商局的首要责任和基础营收就是漕运
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72年12月23日），在向清政府介绍招商局情况时，其《试办轮船招商折》中说明了：主管朱其昂经验丰富、胡雪岩和李振玉等“红顶商人”是第一批投资人、购买了三只坚捷轮。
同时，告知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对于招商局的建立，那是欢呼雀跃呀。江浙官员立刻答应在1873年将20万石海运漕米到天津的任务交给招商局。
实际上，这些省份未必支持李鸿章，只是因为李鸿章的地位，那些省份碍于李鸿章的面子儿而已。
例如两江总督（主管安徽、江西、江苏）那一时期是湘军的何璟（1872年3月到11月任两江总督）、淮军张树声（1872年11月到1873年2月任两江总督）掌权。何璟私人关系不错，张树声是他的手下。
在例如闽浙总督李鹤年（1871-1875年），辽宁人，二人并不属于同一系统。李鹤年在任河南巡抚期间（1866-1871年）曾创立两支队伍，对内对外赫赫有名：一军是“毅军”，由宋庆统领；一军是“嵩武军”，由张曜统领。这二位在剿捻中立有大功，都被左宗棠看重，在日后辅佐左宗棠平灭陕甘内乱、收复新疆的历史大功中皆是有功之臣。其后，都归淮军、北洋军节制，后来两军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由此，李鹤年和李鸿章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
清政府和其他地方官员的印象中，他们对于轮船招商局的首要要求就是解决漕运问题。那因此，解决漕运问题的船务运输的收入就是招商局的一大营收点。
轮船招商局出资创立的开平矿务局
（3）李鸿章对招商局的其他支持
李鸿章对于招商局的支持是很大的，相关案例有很多。例如1876年拨借官款50万两接济。1877年请求清政府同意将“该局所借官帑缓期三年清偿，至一八八〇年起缓利拨本，匀分五年归还”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77年12月29日），李鸿章又在《海运官物统归商局片》中就提出了许多支持招商局的垄断业务：
云南解京铜斤、四川办运灯木、江浙采办官物、直晋购运贩粮，凡由海运者均归招商局装载。
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
请旨敕下江苏、浙江督抚臣转伤粮道，嗣后苏浙海运槽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此外江西、湖北采买潜米，仍照案归局船运津。
综上所述，李鸿章与招商局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纸面上的那么简单。盛宣怀介入招商局是在几年后，但最终掌握了大权二三十年，其几千万家产许多就来源于此，李鸿章的千万家产中又有多少呢？
轮船招商局出资企业之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
（4）招商局反腐
轮船招商局历次反腐当中，有两次特别有名。其一是南北洋为争夺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而发生的的斗争。其次就是民国时期李鸿章长孙李国杰卷入腐败案，使得段祺瑞、蒋介石等当时的大人物们纷纷进入。
李鸿章家族依靠政经权力与招商局的关系非常深，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仍然如此。例如民国史上“招商局三大案”！分别情况简介。
施省之，招商局汉口分局局长。汉口分局历来实行封建制度，1893年的局长是盛宣怀的姻亲施紫卿，1914年，他将位子传给儿子施子英。1917年，施子英的兄弟施成之由副局长升为局长。同时，施心柏为副局长。1921年，施省之为局长。
查1912年1926年间，共贪污公款87.8万两，上海临时法院判决退还35.7万两，施家实际退还了10多万两、公债券4.2万多元。
麦信坚（1865—1947年）原李鸿章幕僚（师爷），担任李鸿章随行医生时间长达十余年。他在1914—1916年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招商局天津分局局长。在1928年10月的审计中，贪污公款20多万两白银。
李国杰（1881—1939年）案。1930年，对积余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招商局三产）的审计中发现，李鸿章的长孙，1939年2月21日在上海被军统以汉奸名义暗杀的，时任公司经理的李国杰贪腐。
当时，李国杰是招商局董事长，利用职务之便从积余公司领取薪水以及报销车马费，贪腐5000两；李国杰在1923年在向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时，曾对所有经手人员包括他自己，给予酬劳费20多万两。但这次因为段祺瑞向蒋介石求情，在审判上都是说些鸡毛蒜皮的案件而已。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创办。3年后招商局从洋商那里分回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并把一些外商轮船公司挤垮，长江上的华商航运已经占了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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