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为什么杀知识分子
着急用
1918年4月，在审理、查封俄国最古老的报纸《俄国消息报》以及《晚间灯火报》等报纸的出版革命法庭上，充当国家公诉人的正是当时的出版事务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不过这时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已经改名为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部。他在公诉讲话中谈到《晚间灯火报》时这样说：“这份晚报试图在广大的居民中间散布这样的情绪，似乎苏维埃政权长久不了，它面临着这里，那里，还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威胁。”他指控这些由有经验的报人编造出来的谣言是如何传播和影响的。站在被告席上的报纸编辑们抗议沃洛达尔斯基是有意污蔑，试图为自己辩解。而沃洛达尔斯基不容他们解释，只是用一种标准的判词严厉驳斥：“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了苏维埃政权，这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出版事务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
5月中旬，又有一批晚报遭到查封，出版革命法庭也即将审理此案。5月14日，一些报纸的记者为此采访了沃洛达尔斯基，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第二天，《天天新闻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昨天，报刊的代表们向苏维埃出版人民委员提出了根据该委员部的决定被查封的晚报和一些晨报的命运问题。沃洛达尔斯基说：‘所有的晚报被查封都是因为连续两个月来，在这些晚报上出现了一系列虚假的报道。苏维埃政权将继续与报刊作斗争，直至将它们改造过来并使它们极其认真地进行报道。’按照沃洛达尔斯基的说法，出版委员部对报纸的态度将继续遵循这样的立场：报纸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反苏维埃的文章和对苏维埃的批评而被查封，被查封的只是有反对苏维埃政权倾向性报道的报纸。沃洛达尔斯基最后说：‘我们现在容忍资产阶级报刊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当我们在《红报》上刊印出：我们胜利了，那从这一刻起我们将不再允许任何的资产阶级报刊。’”
收到查封指控的不仅是晚报，还有其他一系列报纸，如《新世纪报》也被送上了出版革命法庭。在与记者会面时，沃洛达尔斯基谈到了《新世纪报》：“至于《新世纪报》，它将被指控叛国，因为该报在报道中为乌克兰的政变进行辩护。所有被查封报纸的案件都将在不迟于4天内提交革命法庭。”
这时，身兼两职的沃洛达尔斯基可谓重任在肩，作为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他要维护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正统和与异端思想作斗争，而作为国家公诉人，他必须负责查封资产阶级报刊，荡涤反苏维埃政权的力量。但是，这双重任务对他来说显得过于沉重，因为他久居美国，十月政变前5个月才回到彼得格勒，随后才匆匆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可以说他是个喝洋墨水成长的知识分子，对俄国本土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列宁的著作和思想也无深究。但是，在当时的俄国，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最容易激进、最能跟随上时代的风暴的。这些人欣赏振臂一呼的运动，他们崇拜权力的集中和集中权力的人。在有着暴力就是英雄、就能解决改朝换代的信仰的俄国，这些人瞬间就会成为弄潮儿，逐浪前进。一时间沃洛达尔斯基成为查封资产阶级报纸最坚决的行动者就不是偶然的了。
沃洛达尔斯基在行动
所以，沃洛达尔斯基在革命法庭上对被查封报纸的裁决建议是从不宽容的，但是，革命法庭有时最后的裁决会与沃洛达尔斯基所要求的产生矛盾。到了5月中旬，新的革命法庭建立起来了，出版事务案件都转交给新的法庭审理，但沃洛达尔斯基作为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仍然是国家公诉人。在25日法庭对7家晚报的审理中，沃洛达尔斯基坚持一贯的做法，建议了对这7家晚报查封和没收的裁决，但法庭却作出了较为宽容的裁决：允许其中几家晚报继续出版。沃洛达尔斯基并没有认输，他动用自己的权力查封了印刷这些晚报的印刷厂，于是报纸实际上无法继续出版。数天后，彼得格勒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对所有印刷厂业主的通令：没有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的许可令，任何印刷厂都不得印刷报纸。
这就是沃洛达尔斯基在向资产阶级报刊宣告：不管革命法庭如何判决，没有我的命令，就是不行。
这时，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沃洛达尔斯基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不是苏维埃政权里的关键领导，但是，他却因为对领袖的先是查封“黄色的和绿色的”报纸，后发展至对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监控、查封和没收财产决策的绝对服从和坚决贯彻而名声鹊起。而他这个部派出的检查执法大员，也叫人民委员，就满处跑，监控着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活动，到处封闭、查抄，关押编辑，张贴告示。在《出版法令》和《出版革命法庭法令》实施的这段时间里，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大军成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一些大城市街头的喧闹的一景。这些人民委员俨然以苏维埃政权代表自居和行事，而他们的这种做法和随后接管出版事务的肃反委员会的做法并没有差异。肃反委员会也是到处派出自己的人民委员，这些人民委员也是以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自居和行事。这并不奇怪，就在1918年3月，捷尔任斯基在一份给“契卡”工作人员的《搜查和逮捕守则》中就明确规定：“契卡的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应记住，他是苏维埃政权——工农政权的代表，他的任何的威吓、粗暴、冒失、无礼都会给这个政权添加污点。”而在1918年的年中，无论是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还是肃反委员会的人民委员，都没有把查封报纸、没收印厂财产和逮捕编辑和持有异见者当成是威吓、粗暴、冒失和无礼，没有把这一切看成是苏维埃政权的污点，而看成是革命行动，是在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而斗争。
在沃洛达尔斯基担任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的这段时间里，有460多家报纸被查封，其中资产阶级报纸226家，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报纸235家。而在将出版事务案件交由肃反委员会来处理、出版革命法庭取消和组建新的革命法庭的5、6月间，就查封了约60家报纸。
这种查封是与没收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被查封和被没收者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认输，于是报复丛生，而沃洛达尔斯基的首当其冲就成了一种宿命。1918年是个多群众集会的年份，到处都有批斗资产阶级的大会，街头的，工厂的，发言者义愤填膺，慷慨激昂，领袖们的话语掷地有声，为迷茫的人群指点迷津，口号声、声讨声此起彼伏。1918年6月20日，沃洛达尔斯基驱车去参加这样的一次群众大会。半路上停下来加油，而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人举枪将这位委员击毙，凶手随后就消失不见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把所有的坏事、谋杀事件都说成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所干的，这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判断是非的无产阶级准则了。两天后，彼得格勒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在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是，最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谁也不用来参加葬礼。”《新生活报》把此话当成是苏维埃政权将大力镇压异端思想者的信号。7月1日，列宁在《同<人民政治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划的杀害沃洛达尔斯基事件，实质上暴露了反革命分子的虚弱。俄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就总是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列宁全集》，第3卷，第451页）
沃洛达尔斯基之死
随后的事实是，沃洛达尔斯基被杀后，肃反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州枪杀了200人，在全国镇压了500人。8月，列宁格勒“契卡”负责人乌里茨基被暗杀，沃洛达尔斯基担任过编辑的《红报》发表文章：“乌里茨基被杀害了。我们应该用群众性恐怖来答复这个别人的恐怖。我们的一位战士的死亡应该用千万敌人的生命来偿还。”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1918年是个极其不幸的年份，沃洛达尔斯基、乌里茨基和列宁先后遭暗杀，前两人死亡，而列宁庆幸活了下来。这是苏维埃政权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之途上的严酷较量。但是，权力和命运的较量并没有因为这三次谋杀事件停止下来，相反，苏维埃政权不断强化镇压行动，对报刊的监控就愈益的严厉和无情。而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更是水涨船高，更加猛烈地开展了起来。沃洛达尔斯基死后，李索夫斯基继任彼得格勒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他是“契卡”系统的人，因此比起沃洛达尔斯基来，他就更为强硬了，行事更无制约，常常自作主张地决定查封事宜。1918年7月，彼得格勒的象征主义作家们成立了“人面鸟”出版社，出版了亚·勃洛克、安·别雷、阿·伊万诺夫、阿·列米佐夫等人的著作。在作家们的这些书中，当然不会有推翻苏维埃的言论，但是李索夫斯基仍然下令查封了6本书，说它们“对人民有害”。高尔基又出来为这些作家辩护了。他给李索夫斯基写信，说出版这些书都向人民教育委员部请示过，而且现在已经排好版。高尔基还向这位大员强调：“现在的书籍是如此之少。鼓动书籍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精神需求。书籍——文化的武器，是文化的奇迹之一。现在，当人们在如此迅速地沦为粗野之人时，书籍尤为珍贵。”高尔基还在信中告诉李索夫斯基。他要去莫斯科找列宁，向人民委员会请求出版这些书的许可令。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高尔基没有得到人民委员会的出版许可，而李索夫斯基照样我行我素。在李索夫斯基眼里，作家算什么，知识分子算什么，能有无产阶级专政重要吗？1917年6月28日，列宁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是这样的：“工人和农民不要过分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因为开始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总是盼望我们垮台。”（《列宁全集》，第34卷，第440页）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
这一进程在莫斯科同样激烈。1918年7月9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同时刊载了莫斯科苏维埃出版部取消1918年7月6日前登记的所有定期报刊的出版许可证的消息。这时的莫斯科苏维埃出版部部长安加尔斯基就是和李索夫斯基一样强硬的“出版人民委员”。他查封“反苏维埃的报纸”，监控所有的出版社，宣告的是：“没有出版部的许可证，出版社不可以将任何一本书交付排版，印刷厂也同样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书。”
对报刊和出版物的监控、查封和查抄实际上是对社会舆论的严密监控，是对不同于苏维埃政权官方意见的异端意见和思想的监控。对布尔什维克来讲，在政治上建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是必须有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化，即布尔什维克所要求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在那个动荡不安、内战之火越烧越旺的1918年，以强力甚至“红色恐怖”的暴力来保证全党、全民的意识形态的统一就成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决策的不可舍弃的依据。
苏联建国后，对沙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革命，而当时，能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也正巧部分和农奴主、资本家代理人等重合，所以，不是杀知识分子，而是被打击的这部分人，反动势力垄断知识而已。
列宁只是镇压了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并没有大规模杀知识分子.
愚民政策倍
列宁没有杀知识分子，苏联镇压的是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派、反动分子。
知识分子是属于高学历的群体，而高学历的群体里面也有不同类型的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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