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成立时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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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赞成建立“马来西亚”的构想，马来西亚将包括曾是英国海外领地的文莱、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其背后的理由则是容许中央政府控制并打击共产党（尤其是在新加坡）的活动。此外马来亚也惧怕新加坡一旦独立，将会成为华人沙文主义者的基地，威胁马来人的统治权。为了平衡种族比例，在文莱、沙巴与砂拉越纳入这个新国家之后，它们的马来人及土著人口，将可抵消新加坡的华人多数。 虽然新加坡首席部长李光耀支持这个建议，但他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党内反对者反对这个计划，认为这是英国打算继续控制这个区域的计谋。砂拉越大多数政党也反对这个计划，沙巴没有政党，但是当地社团代表也表示反对。文莱苏丹支持这个计划，但是文莱人民党反对。在1961年的英联邦首席部长联合会议(Commonwealth Prime ministers Conference)，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向他的反对者进一步阐述这个计划。10月，英国政府批准这个计划，条件是必须取得参与这项合并计划的地区同意。葛波(Lord Cobbold)率领葛波委员会前往婆罗洲研究当地居民意见，认为沙巴和砂拉越同意合并，但在文莱则有许多人反对。在新加坡的公民投票中70%的人赞成合并，条件是新加坡政府获得实质的自主权。文莱苏丹退出这项参组马来西亚的计划，这是由于来自多数人民的反对、关于石油利润分配比例的争执，以及关于合并后苏丹的地位等等因素。此外，文莱的人民党发动武装革命，虽然立刻遭到敉平，但被视为这个新国家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英国政府讨论葛波委员会的报告后，又设立Landsdowne委员会来起草马来西亚宪法的草稿。最后出炉的新宪法草案与1957年的马来亚宪法基本上相同，只做了少部分修改。例如，原先对于马来人特殊地位的认定，扩及到砂拉越与沙巴的所有土著。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这三个新加入的国，也被赋予某些自主权，这是原先的九个马来亚州署所没有的，因为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是以国的地位与马来亚联邦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7月的谈判结束后，决定马来西亚联邦将于1963年8月31日正式成立，这天恰好是马来亚独立以及英国赋予新加坡和沙巴自治权的纪念日。然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强烈反对这个事态发展，印度尼西亚称马来西亚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而菲律宾则强调沙巴是她的领土。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强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下提出反对，而且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发动了多次抗争行动，延迟了马来西亚的成立。基于这些因素，联合国组成一个八人代表团造访砂拉越与沙巴，确认他们参组马来西亚的意愿。马来西亚正式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由马来亚、沙巴、砂拉越与新加坡共同组成。当年的马来西亚人口约一千万人。
在马来亚独立时，具备着很好的经济优点。它是世界上三个重要商品（橡胶、锡和棕榈油）最重要的出产国之一，也是重要的铁矿石出产国。这些出口工业给马来亚政府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盈余，可用来投资于工业发展和基础建设项目。虽然巫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党派（可是绝对是种族主义政党），但如同其它发展中国家，马来亚于1950和1960年代非常看重国家计划，首两个五年计划（1956年至1960年和1961年至1965年）通过国家对工业的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修复在战争和紧急状态时期被破坏和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如公路和港口。政府试图减少马来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因为这会使国家经济受到浮动的市场价格所牵动。马来亚政府也意识到，随着合成橡胶的生产和使用的普及，对天然橡胶的需求注定会滑落。由于有三分之一的马来人劳动力从事橡胶工业工作，发展其它类型的就业来源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让马来西亚出产的橡胶具有竞争力，意味着橡胶工业的获利能力的增加，越来越依赖维持低工资，这又保持了农村马来人的贫困状态。
外国反对马来西亚成立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强大的印尼共产党支持下，认为马来西亚是针对印尼的新殖民主义诡计，他支持砂拉越主要由当地华人组织的共产党游击队。印尼非正规武装力量入侵砂拉越，但被马来西亚和英联邦军队抵挡住了。这个“冲突”(Konfrontasi)时期一直延续到1965年印尼爆发军事政变，苏加诺下台，印尼共产党被摧毁为止。苏加诺的继任者苏哈托改善了马印关系。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重新提出菲律宾拥有沙巴，其理由是文莱苏丹在1704年将沙巴让与苏禄苏丹国。1966年，菲律宾新总统马可仕放弃了这个要求，但这个主张依然是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关系的争执点。民族倾轧
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此后的抗日战争终止了华人向马来亚的移居，稳定了马来亚的人口分布比率，终止了马来人可能在自己家乡成为少数群体的忧虑。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人口占55%，华人35%，印度人10%。由于马来人直到最近，依然维持较高的出生率，在2000年，马来人的比例维持在55%。这个等式曾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打破，华人的比率增加到将近40%。巫统和马华公会均害怕李光耀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当时被看作是极端的社会主义政党）对马来亚选民的吸引力，他们试图在新加坡组织政党以挑战李光耀的地位。即使李光耀先前承诺人民行动党不会参加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选，但面临这种挑战，他转而威胁将派出候选人参加马来亚联邦大选。为此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要求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独立。.独立的马来西亚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教育，以及各民族的经济力量相差悬殊。在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巫统和马华公会的联盟几乎囊括议会的所有席位，仅丢失一席，可以说欠缺有效的反对党来制衡，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角力只限于执政派内部。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由于华人在教育上的优势，也导致他们得以控制国家的经济，巫统领袖则决意要终结这个关联。马华公会内部对这个问题非常矛盾，一方面必须保护其自己社群的利益，另一方面必须保持与巫统的良好关系。1959年，这在华人公会内部导致了一场危机。马华公会的首领林苍祐决定反对巫统的教育政策。但在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威胁让两党联盟破裂后，马华公会又被迫让步。1961年通过的教育法，是巫统将教育议题立法规范的胜利。此后，中学只使用马来语和英语为媒介语，而在政府小学只以马来语为媒介语。虽然华人和印度人社群可以保持他们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但学生必须学马来语，而且必须公认的马来课程。最重要的是马来亚大学（1963年从新加坡迁到吉隆坡）的入学考试采用马来文，虽然直到1970年代为止，大多数教学是以英语进行的。这使得华人学生被排除在外。同时，马来文学校获得政府大笔资金津贴，马来人获得绝对优待。马华公会在教育政策上的挫败，减弱了华人社会对巫统的支持。与教育方面一样，巫统政府未明白说出的经济发展政策议程，是将经济势力从华人手中转移到马来人手中。首两个马来亚计划，以及第一个马来西亚(大马)五年计划（1966年至1970年）将资源大量导向对农村马来社群有利的发展上，比如乡村学校、农村公路、医院和灌溉计划。国家设立了一些机构，协助马来人的小园主提升其生产和收入。联邦土地开发局帮助许多马来人购买土地或改良已拥有的土地。国家也提供许多诱因及低息贷款协助马来人创业。政府招标时有系统地优惠马来人公司，这导致许多华人企业“马来化”其经营方式。这些措施确实帮助减少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但也有人认为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两个社群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都会减少。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