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工具论的实质是什么

更新时间：2018-03-11 17:20:56 116次访问

语言只能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意指的却是特殊、个别的事物。当谈论技术的定义和本质时,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刀、犁、水坝、电话、计算机、汽车、地图、铅笔、飞机、核武器、高速公路、DVD播放机有何共同之处?似乎很难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易辨识的内在关系。其间的差别与多样性以及各自的独特性是显然的。然而,人们往往用一个相对抽象的词“技术”(在此,至少意指技术人造物)而赋予它们某种“共同的意义”。这种借助语言而将不同事物划归某一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出人类凭借抽象而概括事物共性或“本质”的努力。如同R·拉普所言:“‘技术’一词的含义初看似乎很明确。……但要试图给出一个明晰的技术定义,却是极为困难的。”他认为,无视这种模糊性,就等于不适当地减少了问题的复杂性,从而抹煞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1]C·米切姆也认为:由于技术这一术语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多种多样的技术以及整体的各种内在联系和不同层次,因而研究者无法回避技术概念究竟是单义还是多义的问题。所以,“在技术哲学中首先就要澄清这一概念包含内容的多寡。”[2]不仅如此,技术定义的不同———无论是迄今为止占绝大多数的“本质性”定义,还是某种描述的或非本质的界定,正反映出技术哲学研究的不同逻辑起点。按照艾德的说法:“技术的定义本身便是非中性的”。这意味着:关于技术的定义本身就是有“价值负荷”的。或者说,不同的技术定义,导致技术哲学的不同理论前提、预设和研究路径。同时,由于技术的定义与技术的“本质”问题密切相关,甚至可被视作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借鉴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A·芬伯格关于技术的三种划分,即“工具论的”、“实体论的”以及“批判的”技术理论,来论述关于技术本质主义的、非本质主义的或反本质主义的,以及后本质主义的观点,并以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等思想谈论技术定义问题。一　本质主义及其技术理论在《追问技术》中,芬伯格提出,可将迄今建立的大多数技术理论区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即工具论和实体论。他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理论尽管对“技术是否价值中立”等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但却无疑同属本质主义阵营。而他自己则在综合技术本质主义和建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本质主义的“批判的技术理论。”泰尔斯(Mary Tiles)在为《科学哲学百科》撰写的“技术哲学”词条中,列举了7种有代表性的技术定义:(l)技术是“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组织”(Mesthene 1969);(2)技术是“人类创造的用它来完成而没有它就不能完成任务的系统”(Kline and Kash 1992);(3)技术是“为达到特殊目的显示于物理对象和组织形式中、基于知识应用的系统(Volti 1992)”;(4)技术是“少数技术专家通过一个有组织的等级来理性化地控制大多数人群、事件和机器的系统”(McDermott 1969);(5)技术是“在其中人与非生物发生各种各样关系的生活形式”(Winner 1991);(6)技术是“在一切人类活动领域理性地达到并已(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Ellul 1964);(7)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和一种社会实践”(Stamp 1989)。显然,定义(1)、(2)、(3)负荷着技术工具论;定义(5)、(6)负荷着技术实体论;定义(4)、(7)负荷着技术社会批判论。[3]事实上,一旦我们试图为事物下定义,立刻便会面临诸如“是否存在共有属性”、“如何从事物所具有的众多性质中辨识出某种‘本质’”等问题。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系统阐明“本质”要义的哲学家。在其四谓词理论中,他说:“所有命题和所有问题所表示的或是某个属,或是一特性,或是一偶性;……[既然]在事物的特性中,有的表现本质,有的并不表现本质,那么,就可以把特性区分为上述的两个部分,把表现本质的那个部分称为定义,把剩下的部分按通常所用的术语叫做特性。”[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定义(定义项)是揭示事物本质的短语,下定义的方法是“属加种差”。特性不表示事物的本质,只是属于事物。也即是说,定义就是将事物的本质在话语中显现出来,它表明事物的是其所是,不同于他物的规定性。因此,一个种类的本质是该种类所有其他种类没有,并在一切可能世界所具有的性质。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认为,本质属性规定了事物的存在和外延的可能范围,即本质决定现象。此外,一些现代本质主义者,如“外延论者”普特南、克里普克,则通过可能世界的语义学分析了事物的本质。简言之,本质主义哲学家主张:每一类事物都有唯一不变的普遍本质,人们可以通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而看出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即把握本质。根据以上论述,技术工具论显然是一种彻底的本质主义。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工具论者看来,技术就像透明的溶剂,它不给所服务的目标添加任何东西,而仅仅加速目标的实现,或使目标在更大范围内或新的条件下得以实现。换言之,技术是某种中性的目的性工具,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却有助于其他各领域(如政治、文化、宗教等)的价值实现。例如,如果承认技术的中立性,则人们便可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上,将“效率”作为某种普遍的价值而服从于理性的一致性。其二,工具论将技术所具有的多维结构、多种属性归约为某种单一的性质。他们主张,作为工具的技术,其能力(technical capacity)被看作是内在于技术(人造物或系统)自身而与外在的使用无关的。或者说,技术的属性必然地来自于技术内部。并且,技术的内在属性通常来源于科学的应用或前有技术的线性外推。一些研究者将“这种观点称为技术本质主义”。[5]由于工具论者仅仅把技术看成科学的应用和各种人造物及其装置系统,从而坚持认为技术的效用或“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另一方面,尽管工具论者也谈论技术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与作用,但却认为:直到政治或社会价值被加之于某项技术之前,技术始终是中性的。而且,无论围绕技术“中性硬核”之外的社会政治因素如何,都不会改变其中立性。例如,工具论者梅塞恩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因此,“有益的做法是将技术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工具,不但包括机器,还包括语言工具和智力工具以及现代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把技术定义为以实践为目的的知识组织”[6]。萨克塞也认为,技术知识和方法只是工具,技术行为目的问题总是存在于技术之外。雅斯贝尔斯则指出: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对于自己来说,既没有什么善,也没有什么恶,一切决定于人;技术对于将如何利用它是漠不关心的。[7]我们认为,这种将技术及其社会生成与作用环境相隔离的观点,导致了技术的某种令人生疑的“双重客观性”,即:技术既是人类理性所追求的关于世界的普遍性知识,同时这种知识又能够脱离环境而在任何地方以相同的方式被使用并得到相同的结果。工具论坚持“单一合理性模式”,认为工具手段对人类欲望本身不起作用而仅对其所执行任务的步骤、规模和条件有所作用,因而缺乏对技术应用的社会关怀。这种观点受到了包括技术实体论在内的其他观点的猛烈抨击。首先,实体论重视技术的社会内容,把技术看作一种体现其自身特定价值且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技术实体论者反对“技术中性”的思想,认为技术进步绝不是价值中立的效率提高,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言:“现代技术的突出特点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在根本上不再仅仅是‘工具’,不再仅仅处于为他者‘服务’的地位,而是相反……具有鲜明的统治特征。”[8]这意味着,技术的充分运用对于人和人的本性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使用它的表层目的。其次,实体论赞同把技术界定为为了保障福利而利用工具理性的产物,但却反对工具论者把人类的全面实现仅仅视作简单理性运用或物质满足。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的全面发展还需要如宗教、艺术或主体间的交流来实现和维系。从更深层次而言,实体论者关于技术非中立的思想,来自于他们的技术本质论立场。例如,海德格尔正是通过对技术本质颇为奇特的追问,导出了宿命的技术悲观论。他指出:“技术的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或者说,技术不同于技术的本质。正如我们在寻求树的本质时,那种贯穿并支配每一棵树之为树的东西并不是一棵树,不是一棵在平常的树木中间可发现的树。海德格尔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两种技术本质学说,即: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人的行为。他认为,从常理来看,上述关于技术的工具性规定无论对前现代技术还是现代技术来说,都是“非常正确的”。然而,正确的解释未必是真正的解释。我们不会怀疑发电厂、飞机和电视机是由人制造的手段,但这一切事实却并未向我们“揭示”出技术的本质。或者说,单纯正确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的东西,正确的工具性规定并没有向我们表明技术的本质。因为我们一旦把技术看作手段,我们就总是致力于使人与技术有恰当的关系,总是试图以合适的方式把握技术、控制技术,而完全忽视了随着现代技术在人与自然和与世界关系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因而不可能解决技术世界中的严重问题。因此,“为了达到这本质,或者至少达到接近这本质,我们必须穿过正确的东西而寻找真正的东西”。[9]在他看来,“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揭露手段”,“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或者更根本地说,技术的本质乃是某种“座架”———即“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与海德格尔相似,埃吕尔也在本质论立场上拒斥技术中性的观点。他不同意那种“技术本身是好的,只是被用坏了的观点”。他说:“有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错觉,希望能够避免技术‘坏的’方面而保持其‘好的’方面。这种信念意味着技术现象的本质尚未被把握。”[10]在看待技术与人类关系态度方面,埃吕尔与海德格尔较为接近,认为技术只起一个作用,那就是“剥去一切外部的东西,将一切事物都暴露无遗,通过理性应用而将一切转变为手段。”此外,其他一些实体论者,如温纳与伯格曼则试图找出限制技术的可能途径。芬伯格则对工具论和实体论的观点都持批判态度。一方面,他对以工具合理性来界定技术提出了质疑。认为“技术为人类物质生产提供唯一有效手段”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他还表示:技术本质主义对技术的批判,只是关于“技术思维”的批判,而非对技术本身的批判。Thomson等研究者在论及芬伯格对海德格尔本质主义的批判时,认为芬伯格事实上区分了三种技术本质主义,即:反历史的、实体论的和单向度的技术本质主义。首先,反历史的技术本质主义期望用一种“超历史的概念建构”来解释具体的技术历史现象。例如,韦伯与哈贝马斯以“理性控制”、“效率”来理解技术的本质[11];或者如海德格尔将技术的本质还原为事物的功能与材料。芬伯格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它企图“在技术这样一种历史流变物中,固化出某种单一的本质”。由于反历史的技术本质主义把技术的本质理解为某种脱离其所处“社会-历史”语境的抽象物,因而他们不但没有把技术理解为“社会现象”,而且导致了对技术“本质上的非历史理解”。其次,实体论的技术本质主义,意指“技术是某种超越人类或者说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实体论者认为,技术从外部形成历史,从异化的理性领域影响生活。这种将技术本质视作超出人类掌控的态度,导致了关于技术的社会-历史冲击的宿命论立场。例如,按照海德格尔实体论的观点,我们既不能停止控制“技术本质”的努力,与此同时这种努力又注定是徒劳的。总之,无论借助任何手段,人类是永远不可能控制和改变技术的。其三,单向度的技术本质主义。该观点认为:所有的技术装置,无论其多样性如何,都具有同样的本质。由于这一观点将所有技术设备视作一类,因而预先排除了技术“为善”或“为恶”选择的可能性。芬伯格认为,海德格尔采取“座架本体论”,从而将当代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技术本质展现”的思想正是典型的单向度技术本质主义。不过,海德格尔的一些拥护者则声称,海德格尔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是单向度的技术本质主义者,但这并未使他完全拒绝和否定技术。因为他并没有在哲学层面倡导对技术的简单化否定的观点,因而只是有限意义上的单向度技术本质主义者。

1技术是人身体（机能）的延伸或投影；2技术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能动关系；3技术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外化；4技术是人类存在的方式；5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

把技术理解为单纯的工具、手段,得出技术中性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