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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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科学是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同步产生和发展的。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学制，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课程。教育科学就随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诞生。1920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建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培养教育学士，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美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教育行等24门课程。1932年，北京师范大学又成立了教育研究所，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培养教育研究人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杜威、孟禄等学者来华讲学，中国教育研究曾盛极一时。 解放以后，我国实行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政策，教育科学以苏联为蓝本，批判抛弃了一切西方教育理论。从此，苏维埃教育学一统天下。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批判苏维埃教育学(俗称凯洛夫教育学)，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教育理论界拨乱反正，中国教育科学才迎来了春天，教育科学得以重建并得到蓬勃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拨乱反正的时期。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时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同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判了“两个估计”(“四人帮”炮制的“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估计)，[1]教育界思想得以解放。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教育现象中，虽含订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后来他的讲话以《重视培养人的研究》为题发表在《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上。这引起了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这次讨论首先在《教育研究》上展开，持续了十多年，发表的论文有300余篇，许多重要文章都发表在该刊上。这次讨论虽然对教育的本质属性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对教育有了较全面的认识。长期以来，总是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斗争的工具，通过讨论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教育对于社会，不仅有政治的功能，还有经济的功能、国防的功能、文化的功能，等等。教育要为社会的物质文明服务，还要为社会的精神文明服务。因此，教育具有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两大功能，而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促进人的发展来实现的，只有个体得到发展，才能为社会发展服务。教育的本质是传承文化、创新知识和促进人的发展。 当然，这种认识并非一下子就能被所有人接受。1980年，笔者曾经在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高教局共同举办的高等学校干部暑期讲座上讲演，题目是“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的观点。这个观点直到1991年还有人撰文批判，当时提到教育要促进人的发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可见教育观念的转变并非易事。但第一阶段在全国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冲破了思想的束缚，为后来教育科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的创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恢复，标志着我国教育科学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发展的轨道。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引进借鉴西方教育理论和经验的时期。改革开放，犹如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五彩缤纷。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教育大发展、大改革的年代，是世界教育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可惜当时我国正在闹“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教育发生的重大变革一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眼界才被打开，于是开始积极引进外国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最早引进的一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该书提出，由于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引起社会变革，人类开始进入学习化社会，终身教育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此书的观点开始并未被中国的教育界所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才被人们认识和重视，并写进了《中国教育改啦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其实，“终身教育”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而且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为什么我们的认识比发达国家晚了30年?这是因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还处在小农经济时代，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经历大工业生产的变革，所以很难理解终身教育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直到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生产技术的不断变革．才引起教育界对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视。 在引进国外教育经验方面，比较教育工作者起到重要的作用。1977年8月，教育部在北戴河召开外国教育座谈会，讨论开展外国教育研究工作，并制定了规划。1978年7月5日至15日，第一次全国外国教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界第一次召开的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出版了一批介绍外国教育经验的图书，比较重要的有《外国教育丛书》(35册)、《六国教育概况》、《二十国教育概况》、《今日美国教育》等。1980年，经同务院方毅副总理批准，公开发行《外国教育动态》（后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杂志）。 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改革发展的经验，同时引入各种教育思想。在我国最流行的有四位学者的教育思想，即苏联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的思想，美国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和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此外，还大量介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展心理理论。 在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内容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邓小平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在当时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经邓小平批准，中央特拨l0万美元，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课程和教材的现代化改革。[2]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教育界开始独立走自己的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1983年，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题词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在“三个面向”方针的指引下，全国教育界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各种实验研究。 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界着重开展了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结构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现代化、素质教育、学生主体教育等讨论。在教育实践中，许多地区和学校进行了“三个面向”的综合改革、愉快教育、和谐教育、成功教育、主体教育、新教育、新基础教育等实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教育科学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的发展。教育学开始分化为许多分支学科，如从各级各类教育来分，建立了学前教育学、初等教育学、特殊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等；从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来分，建立了课程论、教学论、德育论等；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结合产生了许多新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等。教育科学不再是一本教育学一统天下，而是组成了一个教育学科群，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五彩缤纷的局面。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所长董纯才倡议下创办的《教育研究》杂志，在促进我国教育科研的发展、教育科研人才的成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思想解放始终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前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动力。从“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科教兴国”、“教育先行”；从“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到“以人为本”、“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这种观念的转变极大地解放了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思想，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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