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我国农业经营制度的演变
如何理解我国农业经营制度的演变
中国经济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增长了三十年，但从1996年的“软着陆”后却日渐暴露出增长潜力不足、后劲乏力的态势，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一不用到极限，但其(比如对“三农”问题、就业问题、内需不足问题的)效果是越来越差，甚至可以说，我国目前的经济已经陷入凯恩斯困境，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治理中国经济上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必须转变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盲目崇拜，而应该立足于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充分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结合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国内外)约束条件，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做独立的、深入的探索。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作为十多亿人赖以生存的根本，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无疑是中国经济问题中的关键和基本问题之一。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曾经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农村耕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正在不断解体，中国农民诉求了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土地制度原来并不一定就能给农民带来福音，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在耕地日趋减少、农民务农积极性继续低迷和农村空壳化、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强力冲击下，正面临着步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农业的后尘的危险。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充分说明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存在很大的隐患。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需要再一次进行改革了。 一、农业生产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还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首先保证自己的食物，然后才能照顾其他事情，……。 农业不是任何其他产业可以替代的，农产品的价值不是货币能够度量的，非农产品价值的存在是建立在有足够农产品消费而得以生存之基础上的。十三亿人口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不能将粮食的供给依赖于他国。牺牲农业以发展其他产业的做法和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发展城市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那些以提高非农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城市人口比重作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推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农业来发展非农业、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城市，是把“人”这个社会主体给遗忘了的典型的非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种不以人为本的盲目崇拜工业化、城市化观念的主导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正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因此而正在步拉美、非洲国家的后尘――低水平均衡困境，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受到了农业的严重制约、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受到了农村发展缓慢的严重制约。 历史早已证明，一个农业不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大国)是难以持续强盛的。 (二)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与公共品属性 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和公共品属性，在分析农业生产时也是不能忽视的。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表现为：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对产品的需求并不会因为其价格的涨(跌)而同比例、甚或更大比例的减少(增加)，从而使得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会出现“多收三五斗”的悲剧――农民增产而不增收、农民会严重受损(这也说明了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单产来增加农民收入的观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农产品的这一特征就导致了农业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低，进而决定了农业发展的自然趋势――走向停滞和衰退(即在政府不支持农业生产的假定下，更不要说在政府掠夺农民的情况下了)。 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还表现为：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消费者会严重受损，甚至引起饥荒和经济社会的动荡。农产品的这一个外部性特征就决定了它不是纯粹的私人品、而具有公共品的属性。也正因为此，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都要干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市场价格，而不会听之任之地上涨。 但是，很多人从农产品的公共品属性只是看到政府应该提供农业服务体系、政府应该支持农业，而没有意识到农产品的公共品属性还制约着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带来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就业、交通、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压力增大等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三)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和弱质性 由于农业生产对大自然中一些易变因素(如气候、光照、降雨、气温等)的严重依赖，以及生命的特有规律，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相对于非农业而言要低得多，从而使农业生产表现出高风险性(或不可控性)。而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与其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低的特征又共同决定了农业的弱质性。一个弱质的产业注定不可能依赖自己持续高速增长的。在强势产业的竞争和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农业必然走向衰退。除了农产品的公共品属性外，这也许也是发达国家大力支持、巨额补贴农业的经济原因。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很多人依然期望中国的农业通过市场、通过农民自身的努力来解决其发展问题。殊不知，中国当代的高度分散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很低的农民与封建社会的处于统治阶级的、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在市场上和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是处于弱势、而后者是处于强势。这就注定了中国当代的农民只要能进入其他产业，那么他们一定会放弃农业。 (四)收入分配与资源的流动和配置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进而决定了产品(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种类和结构以及其演变的趋势，从而也就(与其他自然和历史条件一起)决定了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离开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分析，讨论一国或一地区的国民经济，犹如是隔靴搔痒。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趋利避害的人们在“利”的引导下选择自己的经济行为，从而完成社会生产的资源配置。农民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行为准则，当农业的比较收益低时，农民就有了抛弃农业的动机，而一旦更好的选择机会实现的时候，农民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就成为了现
实。中国当代农民在建国以来就经历了这样的选择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农村的生活条件不如城市，农民也向往非农业、向往城市，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极高的城乡壁垒下农民别无选择，只能当农民；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城市就业对农民的放开、工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加，农民有了选择离开农业、离开农村的机会。结果，就有了今天的状况――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阶层诞生了、农村生产资源(劳动力、资金)不断地单向流人城市、农业走向衰退、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城市病开始显现、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政府投资和外贸，国民经济陷入了通胀与通缩的怪圈。因此，为了实现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调整城乡收入分配结构，而这需要改革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农业生产经营制度。 (五)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与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部类在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上都要得到足够的补偿。这已经为我们分析国民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遗憾的是，现在很少有国人用该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了，而流行用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城市化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了。工业化、城市化理论和“三驾马车”理论最致命的软肋，也正是忽略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所关注的不同部类在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上的补偿问题。 中国的国民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同样离不开农业这个最基本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部门的可持续发展，而这需要满足其实现条件――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上都得到足够的补偿。 二、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演变方向 (一)未来中国农业要实现的目标 对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探讨，首先要明确未来的中国农业生产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要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的职能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明确要实现的目标而讨论中国农业的演变方向，那就好比是盲人摸象。这可以从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间接目标三个层次来考虑。 首先，总体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民众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提高。 其次，具体目标。第一，保障中国的粮食供给安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避免农民陷入新时代下的贫困陷阱和减少已有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第三，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缓解城市就业、交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污染治理等公共品供给压力，避免财政资金在城市公共品供给上的边际效率降低、从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再次，间接目标：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出口的严重依赖状况，使中国经济从通胀与通缩的怪圈中挣脱出来。 (二)当代其他国家的农业生产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我们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业情况。就目前来看，美国、法国、日本和以色列的农业生产制度可以算是成功的样板。他们农业的最大相同之处，同时也是他们最成功之处，是农业生产资源(确切地讲是耕地)利用率高、社会化程度高(这表现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大量补贴和支持)、粮食安全有保障，除日本外其他三国都大量出口农产品。但在农业生产制度上，他们又有所不同：(1)美国、法国和日本农业生产制度的共同点在于耕地私有制，而以色列的耕地大多是公有制：(2)美国、法国的农业生产是以私有农场为基本单位，而日本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色列主要是以集体农庄和合作农庄为基本单位。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不同的耕地所有制、不同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都可能带来较高的农业资源利用率和粮食安全有保障。 其次，看发展中国家――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农业情况。拉美和非洲国家目前大多都是农产品的进口国家，国内农产品价格严重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尤其是非洲国家，大量人口还受到饥饿的威胁。这同时伴随着(少地)农民的大量破产和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在农业衰败、粮食安全缺乏保障、大量失业、严重通胀和极大的贫富差距的情况下，拉美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就陷入了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他们的耕地制度与美国、法国和日本一样，仍然是私有制，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拉美和非洲国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护和支持他们的农业，而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却对农业采取了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措施――巨额的财政补贴、关税壁垒等。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中国农业生产制度演变的方向不在于耕地的所有权归谁所有，而在于政府(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是否给予了农业足够的保护和支持。 (三)构建具有明显计划性的农业合作经营制度 虽然中国政府现在也开始对农业实行补贴了――提高粮价和“直补”等，但仍然不能扭转我国的农业走向衰败的趋势――耕地被大量占用、水资源贫乏、耕地质量下降、农村劳动力流失、耕地大量抛荒。提高粮食价格，这最终导致工资、农业生产资料等商品价格水平整体上升，不仅农民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仍然难以改善，还人为造成了通胀。另外，“直补”只是一个短期行为(没有制度化)、而且力度明显不足，既不能抑制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也难以改善我国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有人认为我国近年的粮食增产是“直补”带来的结果(假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真实的)，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近年来城市就业压力大，城市物价水平又大幅度提高，有不少农民工返乡务农，粮食价格也在提高，这都可以导致粮食生产增加。试想，每年亩均几十元钱、人均百把元的“直补”，能改变一个理性的当代农民的行为选择吗? 1 中国政府是否给予了农业以足够的补贴和支持，是我国当前农业能否扭转衰退趋势之关键 那么，中国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才能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呢? 从上述分析来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具有公共品属性、农业是弱质产业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政府对农业实行足够的财政补贴和支持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有保障的必要条件；按照上述收入分配决定资源流动和配置的理论，补贴和支持农业其实就是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从上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情况的比较分析来看，政府是否给予了农业以足够的补贴和支持是其成败之关键。简而言之，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中国农业要实现上述目标，未来的农业生产制度必须建立在政府对农业(农民)的足够财政补贴和支持的基础上。 2 需确定财政补贴和支持的标准及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足够财政补贴和支持的标准如何确定?什么样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才是最有效的? 结合“中国式的经济人假设”和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我们很容易得出“足够财政补贴和支持的标准”――农民的机会成本(底限是，保证其包括劳动力的生产与
再生产的成本在内的总生产成本得到足够补偿)。只有按照农民的机会成本(即从事非农业的收益)来补偿农民，理性的农民才会安心于农业生产，才会遏制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才可能缓解城市就业、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安全等公共品供给的压力(即才可能避免城市病的进一步恶化)；只有按照农业总生产成本来补偿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才可能持续发展、三大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才可能协调发展。 在认识到对农业应该给予足够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后，是不是上述农业发展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呢?答案是否定的。这还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来作为组织上的保障，也就是说，对农业足够财政补贴和支持政策必须制度化、而且是有组织保障的真正的制度化。 在中国现有的农民家庭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就算国家领袖和执政党都很英明，也难以实现政府给予农业(农民)足够的财政补贴和支持的，因为真实世界中的财富分配毕竟遵循的是凭实力说话的机制，而农民在中国目前社会组织结构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因此，必须建立可持续地给予农业(农民)足够财政补贴和支持制度的组织保障，以此提高农民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谈判势力，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生产的道路。农业生产走合作化的道路，这也是恩格斯得出的如何改造传统农业的结论。“随着工人运动在欧洲大陆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显现，使恩格斯逐渐认识到，即使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小农经济可能仍然存在，这必然使无产阶级政党面临如何改造小农经济的问题。而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当也不可能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即通过剥夺小农实现既定目标。因此，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 3 构建切合当前中国实际的农业合作化生产的经营组织形式 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农业合作化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如何才能构建起来呢?恩格斯也非常明确地为我们指出了实现路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_也就是政府用补贴和支持等措施来鼓励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导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组成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社。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之所以效率低下，违背了自愿原则和政府采取以农补工的重工主义是其最主要的原因。我国2007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件》已经明确了这一点。 4 厘清合作化的农业生产与外部的交换关系 在明确了中国农业要走政府足够补贴和支持下的合作化道路后，还需要搞清楚合作化的农业生产与外部的交换关系。 其一，市场导向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是矛盾的。市场导向使得农业生产急功近利，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以提高产量，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而减少对粮食的生产，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农产品质量下降、粮食供给下降。“在市场导向下，农民们势必追求经济产品的产量，这种追求引起了生产技术与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朝着不利于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方向发展，如对化肥与农药的使用、对人工添加剂的使用、对品种的改良(如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与道德问题。”所以，为了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适当加强农业生产的计划性，改变农业生产的急功近利性。 其二，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低，农产品的供给过剩必然导致其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政府补贴农民的负担加重(这是基于农业足够财政补贴和支持制度的基础上的)，所以，农业生产也必须适当加强计划性一在总量上予以控制。法国农业实行休耕制度也正是基于此缘由。 其三，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决定了必须适当加强农业生产的计划性。人多、地少、耕地质量差、产出率低、自然灾害频繁，从农业生产力上讲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法国)高，如果是在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竞争肯定处于劣势(就算在价格上具有优势，也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中国的农产品是不能在市场上与西方国家同台竞争的。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成本低、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是有优势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要知道，可持续发展要求生产和再生产能持续，而不是要求把商品卖出去(虽然很多时候，生产和再生产的可持续要通过出售商品来实现，但不同的交换价格却决定了你的成本是否得到补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发达国家依赖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农业实行巨额补贴的现实情况，那么，中国就更不能将农业生产推向市场、幻想让农民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了。自由市场竞争，其实是强者对弱者的掠夺。 最后，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必须扭转农业比较收益低的局面、遏制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否则，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城市就业问题会日趋严重，从而带来和加剧城市贫困等一系列问题(如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等)，而要做到这一点，依靠农民自己是做不到的、在市场机制下也是做不到的，所以，适当加强农业生产的计划性是必需的。 三、结论 总之，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适当加强农业生产的计划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政府给予农业足够补贴和支持的具有明显计划性的农业合作经营制度。当然，这只是从科学发展观的“应然”的角度来讨论的。虽然上述结论中的每一个个别的观点都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但是像本文这样基于科学发展观，从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和公共品属性、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和弱质性、收入分配制度决定着社会资源流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这五个方面，结合国际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中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演变方向的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