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现代农业思想是什么
邓小平一贯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来认识。在他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关于农业问题的思想和论述，对于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深刻认识和理解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国情并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刻论述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思想，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为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保障。
邓小平十分重视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来认识。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根据国情并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刻论述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思想，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为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保障。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关于农业问题的思想和论述，对于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深刻认识和理解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国情出发，提出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
1.充分认识国情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 邓小平重视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农业发展既有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一般特性，同时也呈现出农业大国所独有的特殊性。建国前，旧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经济结构是传统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国家制定了发展工业的几个五年计划，经过近30年的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成了我国的工业体系。但就总体而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化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这就使得农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农业结构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现代农业的比重很低,农业基础薄弱,因而农业科研和教育投入也长期过低，农业科技成果未能及时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且大部分人口分布在农村，更增加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困难。为此，要改革与发展我国的农业，必须充分认清国情，根据我国的实际和特点，实事求是地制定我们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指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10月版，第164页。）1983年6月他在向外宾介绍中国情况时说道：“中国的特点是落后，贫穷，地方很大，人口太多，问题十分复杂。处理每一个问题，都牵扯到成千万以至成亿的人口。”（《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12页。）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新中国的经济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历经了坎坷。加之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80%的人口在农村。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国家自立、民族自强的高度来认识农业问题；决定了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标志，而且是支撑现代化的基础。只有占人口80%的农村实现了现代化，全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邓小平面对中国所特有的国情，深刻提出并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1984年5月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提高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的生活是个关键”。（《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73页。）为此，如何尽快地提高农民的生活，如何合理地制定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成为邓小平常常思考的问题。1986年5月他说道：“中国人太多，事情比较难办，再加上底子薄，所以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太高，要实事求是。”（《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116页。）1987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中又说道：“中国考虑发展问题要从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实际出发，发展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制定政策。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181页。）
2.以农业为基础
中国要以农业为基础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也正是从国情出发的。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全党特别是毛泽东，时刻把农民的衣食温饱挂在心上。为解决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等问题而殚精竭虑，曾鲜明地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他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讲过，农业是基础。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首先抓农业。我们研究了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什么它们的工业能够发展主要是它们的农业有基础。”（《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93页。）1978年11月邓小平又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将以农业为基础”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419页。）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根据国情并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刻论述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第一，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人们要吃饱穿暖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吃饭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发展农业来解决。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时说：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邓小平还强调：“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他告戒我们：“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1983年1月，在谈到粮食生产问题时，邓小平又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二000年总要做到粮食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82页。）
第二，农业的发展是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能保证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并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劳力和市场，直接关系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影响着经济发展全局；农业是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的全面发展，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农业关系到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说：“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页。）1963年，在一次研究工业发展的会议上，邓小平强调：“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70年代中期，他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强调首先要抓好农业。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
第三，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整个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整个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1984年6月他这样说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5页。）1987年6月邓小平又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194页。）
第四，农业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没有农业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邓小平认为：农业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农业的发展，是和农村与农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农业的发展，才有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才有农民的好日子。只有占人口80%的农村实现了现代化，全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邓小平在1987年10月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10页。）为此，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农业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重点，真正从思想上重视发展农业。
二、关于支持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
1.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根本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邓小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60年代初，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强调：“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建国以来，我国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第一次改革，使封建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农民个体的自然经济。土地制度的第二次改革，使农民个体的自然经济转化为集体的自然经济。土地制度的第三次改革，使集体的、集中的土地使用制度变为个人的、分散的土地使用制度，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土地使用制度的这种变革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进步，也是我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制度保证。
2.积极支持家庭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出了“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战略决策。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着巨大风险立下了为世人所熟知的一纸契约，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行了大包干。此后，许多地方纷纷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十分关注这项改革。1980年5月，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5。）在关系农业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为长期贫穷的中国农村指明了方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参观农民家庭，看到农民家中堆放的稻谷时向客人介绍说：“我们搞了家庭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农民都有粮食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52页。）1984年11月他在会见挪威首相时又说：“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在三十五年前搞了土地革命，那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次改革实际上是那次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是继续和发展。农村改革，我们搞联产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使农民有积极性搞多种经营。这个决定一下去，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见效非常快。因为在这三年里，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摆脱了贫困状态。我们制定了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翻两番在城市来说是不困难的，但对占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来说就是很大一个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决定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根据，果然，三年就见效。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16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践证明，家庭经营是最适宜农业发展的体制模式，是农民的自主选择，利益直接，比集体体制更为有效。因而，“包产到户”等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得到迅速推广，并取得巨大成功。然而，农村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人们对改革的不同认识也是很自然的。对此，邓小平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允许观望，用事实来说话的态度。1987年6月，他在《改革的步子要快些》中指出：“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三卷，237-238）在事实的教育下，农民焕发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高速增长。后来，中央根据各地的实践经验，把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下来。1992年7月邓小平高兴地称赞道：“家庭联产承包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50页。）家庭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所有制理论上、经营体制上、管理方式上和分配制度上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学说的创新和发展，也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3.关于“两个飞跃”的思想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可以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户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解决好土地的规模经营问题。农业要现代化，必须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根据一些地方在原来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营，加强集体统一经营的创举，邓小平适时地总结归纳，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为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勾画出了长远规划。1990年3月，他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55页。）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对“两个飞跃”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明确指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是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50页。）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50页。）但他强调：“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49页。）他还特别指出：“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限，甚至超过了区的界限。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50页。）
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并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家庭经营能够容纳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世界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表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绝不意味着对农业家庭经营的否定。作为一种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农业经营形式，家庭经营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支撑农业发展进步的基本制度。家庭经营绝不仅仅是与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相适应的传统经营形式，绝非必然排斥技术进步，也绝非必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冲突。相反，家庭经营是具有很大弹性的经营形式，能够兼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只要具备相应的外部环境，家庭经营的发展就完全可以同农业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协调一致。
我国的改革之所以能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并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住了农民问题的实质即土地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坚持了土地制度的集体所有制，又解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的矛盾。“第二个飞跃”，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的思想，指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长远方向，必将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所证实。
三、关于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思想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和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得农村市场不能发挥推动农村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加之农业技术的落后，我国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面临十分繁重的任务。基于此，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60页。）
首先，“一靠政策”，指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它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飞跃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80年7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指出：“农村要发展，要注意两点，一是政策要正确。政策威力大，有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59页。）他还强调：“调动积极性，还要采取按劳分配的政策。这是我们过去实行了多年的政策，现在恢复这些政策，农民高兴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574页。）1981年11月邓小平高兴得说：“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见效了，特别是在农村，农业情况不错”。同年，他在接见外宾时又说道：“现在我们农村的情况最好。农业政策的见效，主要是把权力下放，使生产队有自主权。这几年并没有增加机器，也没有增加投资，但政策对头，农民收入确实成倍增加”。（《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87页。）1982年2月，摩洛哥首相访问中国时，邓小平欣喜地向他们介绍了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根本方针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摆脱落后状态。这几年所做的事都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见效，特别是在农村效果更显著一些。现在农村扩大农民自主权，提倡责任制，绝大多数地区收入成倍增加”。”。（《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01-802页。）他还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10月版，第371页。）1984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农村问题时又说：“农村政策很见效，农村状况确实很好。我们要继续采取措施，使形势更好。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67。）同年4月18日他指出：“中国的发展前途不取决于个人的作用，而取决于政策是否正确，路子对不对头。”（《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70。）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既符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农业发展基本政策，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特别是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对于商品机制的建立有突破性的意义。经过市场化改革，农村人均纯收入逐渐上升，农业增长幅度也开始增大。
第二，“二靠科学”，就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加速农业的发展，实施科技兴农，这是邓小平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基于我国特殊的资源特点，基于世界农业的大趋势提出来的，具有战略眼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把科技看成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邓小平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1981年11月19日他在接见外宾时曾这样说道：“农业生产实行因地制宜，尊重科学，同样是一块土地，收入就会增加三倍甚至四倍。”（《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87页。）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农业汇报时指出：“美籍华人吴键雄教授说，中国解决农业问题要搞生物工程，投资少，见效快。我看二000年粮食要达到九千六百斤，要靠这个。”（《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137页。）1989年6月他再次强调：“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82页。）1990年3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非常明确地把“科学种田”放在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核心位置。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要从根本上振兴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最终将取决于科学的进步。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资源相对稀少的国家。长期以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在农业中居主要地位，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以粮食问题为例，由于农业技术的落后和农业生产率低下，我国长期以来是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发达国家每个农民平均可以养活50到60人，在我国，每个农民只能养活3到4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农业发展中得益于科技进步的比例太低。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途径不可能通过广种薄收或增加要素投入来取得，而只能依靠科技进步，通过集约化经营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的产出。这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
我国农业发展的历程也充分证明：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打破资源条件对增长束缚的有力手段，成为中国农业进一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科教兴农”的道路。只有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农业中的科技含量，才能尽早结束过分依靠增加土地和劳动力投入来实现农业总量增长的局面，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我国农村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科技人才的缺乏。在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中，邓小平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才。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的培养关健在教育。他号召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工作。”他曾说道：“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1983年12月22日在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邓小平指出：“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49页。）他强调：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无疑抓住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一科学论断，指出了我国农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道路，既是对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建设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方针。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发展思想，打破了我们过去多年来就农业论农业的习惯性思维，站在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高度，科学地揭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对推动农业上新台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关于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的思想
1．以粮为本，发展多种经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开始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的同时，农业内部比例关系也开始调整。特别是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不仅明确了以粮为本、多种经营的方针，而且要求农业、工业、商业供销、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科学技术等各个部门，都要把促进农村多种经营作为重要任务，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搞活农村经济积极性的发挥。邓小平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趋势指出：“农业翻番主要靠多种经营，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2版，第12页。）1982年11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如多种经营，我们有很多水面没有利用，如果淡水养鱼发展起来，那就了不起。不但养牛、羊、鸡、鸭等等。带来的问题就是要提供好的饲料，饲料生产将变成新的行业，变成一门工业。”之后不久，他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又强调：“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82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多种经营的必要，另一方面，深刻反映了他大力提倡因地制宜发展大农业的观点。同时，也反映出他一再强调的讲究农业内部分工，提高分工效益，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进而深化农村商品经济关系的思想。
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多种经营就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邓小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农业实行多种经营，不仅粮食有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增长得很快。……他们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他们有了自主权，一下子就改变了面貌。”（《邓小平重要谈话》，第33页。）“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农村面貌就大大改观，大多数农民开始摆脱贫困，成效是显著的。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有较大的增加”。（《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09页。）1984年7月邓小平在宴请柬埔寨客人时欣喜地说道：“中国农业潜力大，现在肥料不足，要解决肥料和种子问题，总之，农业是很有希望的。农民不能只靠种粮食，要多种经营，农工商结合，我们现在正这样做。”面对农村改革取得的可喜成绩，邓小平进一步阐述道：“发展要有后劲，后劲要从改革中来。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明显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改革，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容纳了剩余劳动力。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118页。）
2.“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高低不能单看这个国家城市的工业化水平，也要看农村的工业化水平。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投入往往主要集中于城市，广大的农村基本上是落后的农业。如果农村不能实现工业化，势必延缓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总之，农业要工业化才行。”（《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03页。）在谈到农业问题时，他曾说道：“要搞农业工业化，要养鸡、养猪，搞种子公司、肥料公司，还要搞喷灌。”（《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87页。）乡镇企业的发展，调整了过去工业过分集中于城市，造成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格局，形成了全国工业在城乡同时发展的局面。它们在活跃农村经济，疏通物资交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新生事物，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在邓小平的鼓励和支持下，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乡镇企业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给予了满腔热忱的赞誉。把乡镇企业誉之为“新时期农业改革最引入注目的成果，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曙光”。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们党制定了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战略。邓小平欣喜地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987年8月他在谈到农村改革的经验时说：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同时，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04页。）
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展工业化是推动一个国家从经济不发达到发达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动力。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的城市化也随之得到推进。1985年11月邓小平接见外宾，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指出：“农村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发展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了，才能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否则农村人口都要往大城市跑。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94-1095页。）1987年6月他又说道：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194页。）
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邓小平及时总结了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分析了乡镇企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指出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型蓄水池，我国农村必须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市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他说；“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中小型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3-214页。）他还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8页。）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对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且为我国农村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改变了传统发展战略下形成的严重失衡的城乡关系，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综上所述，邓小平重视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思想，是对我国农业发展道路和农村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农业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问题，农民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农村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在邓小平的论述中，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与解决农民问题息息相关，在“中国特色”中始终突出一个“农”的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经验来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农业改革与发展思想的精神，要求全党要始终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决了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有力地维护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并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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