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描写的分田地为什么这么早？在1927年四一二之前吗？
1.地主剥削方式与土地占有规模
《白鹿原》具体写到的地主（财东）有四个，即白鹿村的白嘉轩[2]和鹿子霖，渭北将军寨的郭举人和黄家围墙的黄老五。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地主”的定义是：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1]127
然而，在《白鹿原》里，白嘉轩和黄老五都是和长工一起干活，鹿子霖也参加劳动。除了郭举人，白、鹿、黄三个“财东”都是只雇长工，并不出租土地，因为他们的土地占有量都不太大。也未见写他们放高利贷：虽然写到鹿子霖曾借给李家寡妇五斗麦子、八块银元，并讲定用李家的六分水田作抵押，但却并未写利息是多少（给人的感觉是只需还本钱）。鹿家的原初动机也并非乘人之危兼并土地，经过朱先生调解，白鹿两家最后像共产党员高大泉似地不仅不要李家的土地，还“各自周济给李家寡妇一些粮食和银元，帮助寡妇度过难关”。白嘉轩掌管家族祠堂和村学，但他也只是出于公心，只讲奉献，不为索取：修复祠堂所需粮款的不足部分，全由他和鹿子霖包下。唯一的大地主郭举人固然田产广阔、生活讲究，并且出租土地兼雇三个长工，但“每年夏秋两季收缴议定的租子”未见纠纷。《白鹿原》里的地主不出租土地、不放高利贷，或者即使出租土地也并无主佃纠纷，“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里常见的地主“催租逼债”情节模式在该作中不复存在。
《白鹿原》不突出描写大地主和地租剥削，只写“财东”的雇工，有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在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界，都知道中国的前现代社会存在一种独特的“关中模式”。近代以来，关中地区是全国地主制与租佃关系最不发达的典型地区之一，土改时即有“关中无地主”（地主很少，占地不多）、“关中无租佃”之说，因为：
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产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代，租佃关系几乎消失。……明清以来，关中的租佃关系不断萎缩的同时，“雇工”经营却颇有发展，但与之相应的却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的日益加深。[2]45-46
因此，土改时关中的地主大多是因雇工经营或放高利贷而被划为地主成分。如果说《白鹿原》不写地租剥削合乎土改前关中农村的实际，其对高利贷剥削的付之阙如，却耐人寻味。
2.地主发家史、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及地主个人品德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里，地主几乎都是靠剥削穷人、靠巧取豪夺起家。《白鹿原》分别写了四个地主的发家经过，却似乎无一是通过土地剥削：白家靠打土坯、在山里经营药材收购店和种植罂粟，鹿家靠在城里当大厨；黄家没有别的本事，是“凭着勤苦节俭一亩半亩购置土地成了个小财东”。至于大地主郭举人，小说没有写他家大量田产的来源，根据“郭家的儿孙全都在外头干事，有的为政，有的从军，有的经商，家里没留住一个经营庄稼的”这句，我们可知其不是无权无势的土财主。但作品也未明言详写其如何剥削起家。
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里地主与农民尖锐对立、你死我活的关系不同，《白鹿原》里地主与农民之间基本都是和谐相处：且不说白嘉轩与鹿三名为主仆、情同兄弟，鹿子霖与其长工刘谋儿也未见发生纠纷。即使是大财主郭举人，为人也“很豪爽，对长工不抠小节，活儿由你干，饭由你吃，很少听见他盯在长工尻子上嘟嘟囔囔啰啰嗦嗦的声音”；在小娥与黑娃通奸之前，他还很喜欢黑娃，让黑娃陪他遛马放鸽子，黑娃自己也认为“郭掌柜人好”；对其他两个长工李相和王相，郭也一样厚道：该放假时放假，放假时按时按量给他们发麦子，让他俩高高兴兴回家。似乎只有黄老五为人比较刻薄，有些像周扒皮，黑娃给他扛活那一个来月“天不明就呼喊他下地，三伏天竟然不歇晌”，下雨天只要不是雨大得让人睁不开眼，也不停止干活；但是，黄老五自己也是陪着长工一起干的，他本人吃饭也与长工吃一样的，黑娃辞工不干，是因看不惯他吃饭时舔碗的动作。照此人物关系逻辑，如果不是发生偷情之类意外事件，或不是发生“风搅雪”的农民运动，地主和农民似乎会一直这么和谐相处下去。这样的描写，应该是意在解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对地主形象的恶霸化、流氓无赖化处理。看过《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暴风骤雨》及泥塑《收租院》之类作品的读者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作品中的地主都“为富不仁”，个人品德恶劣；不仅随便打骂穷人，还公然抢男霸女耍流氓，该发工钱时设法克扣或赖账，收租时大斗进小斗出，遇到灾荒之年也毫不通融，不顾佃户或雇农死活，直逼得其要么家破人亡，要么铤而走险。《白鹿原》借鹿三视角，这样解释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但作品紧接着又说：“财东想要雇一个本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这段话可既可理解为对流氓无赖式地主形象的不以为然，又可理解为承认确实存在那类无赖地主、存在不“仁义”的财东，也存在不“本顺”的长工。不过，《白鹿原》并未让这类地主和长工现身。看来，将地主形象“仁义”化，以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将地主“恶霸”化相对，是这部长篇的有意追求。就连带有一定“反面人物”色彩的鹿子霖，也是个看上去随和可亲的人。像对白家一样，冷先生也崇敬鹿家的“家道德行”，认为他们两家“都是正正经经的庄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