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被贬诗人，苏轼与柳宗元的区别
柳宗元最好要联系到《小石潭记》
希望看完
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穿越千年的时空，将两位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文人展现在今人的面前。他们都曾饱受政治的戏谑，空有报国之志、满腹才情，却只能在远离政权中心的荒野踽踽独行。相同的境遇，相同的心情，却演绎了不同的人生，让后人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读出了他们人生境界的不同。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但苏轼的豁达、乐观却是柳宗元所难以企及的。他们都曾放足山野，寄情山水，但柳宗元始终念念不忘的却是自身的遭际堪伤。所以，即使看到小石潭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清幽环境，看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似与游者相乐”的动人美景，他依然感觉“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不可久居”！虽然发现了西山“悠悠乎与浩气俱，洋洋乎与造物者游”“不与掊蒌为类”，他也只是感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让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楚而已，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对自己的事“拿得起，放得下”。同是放足大自然，苏轼看到的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时多少豪杰”的壮美，想到的是“惟江上之明月，山间之清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即使一文不明，即使身居陋室，即使食不果腹，苏轼依然是那么的潇洒、达观！因此，苏轼尽管被一贬再贬，甚至被贬到岭南——那瘴疫肆虐、九死一生的蛮荒之地，他依然“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为惠州地方作了很多好事，并且还乐滋滋的写诗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了一首《别海南黎民》：“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他却常常忘却自身遭遇之不幸，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而他也把自己的被贬之地当作了自己的故乡。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俨然不以被贬为意，反倒还在感激它使自己洗尽了铅华、荡涤了灵魂！而柳宗元呢？虽也以自己被贬之地为对象，写了很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但他依然念念不忘的还是何时重返朝堂，再展抱负。所以当他接到一纸命他返回长安的诏书时，他便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并且在经过屈原自尽的汨罗江畔时，他竟随口吟了这样的诗“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谁知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这次被招返京，并不是被朝廷委以重任，而是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因此他在和同时被贬的刘禹锡分手时，涕泪滂沱的说道“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正是太过在意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太过顾虑于自己仕途的荣枯，使得柳宗元的身上少了些苏轼的精神，苏轼的气节，苏轼的胸襟！柳宗元、苏轼同被后世列入“唐宋八大家”，对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柳宗元、苏轼寓言比较，发现两人在现实的针对性、形象的刻划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又表现出各自的特性。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对苏轼寓言散文产生影响，而苏轼的寓言散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苏轼则是北宋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方面均有建树。柳宗元和苏轼均以擅长散文而著名，同被后世列入“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苏轼的寓言是他们散文作品中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寓言是一种带有劝喻和讽刺的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已经盛行。特别是《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战国后期著作中，包含有许多寓意深刻，趣味盎然的寓言。柳宗元《三戒》等寓言文散文的的创作，创造性地继承前人成就，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苏轼的《艾子杂说》是一本有独特风格的寓言笑话集，中国最早的寓言专集。两人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但在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柳宗元、苏轼的寓言作品的比较，发现两者既存在着各自的艺术特性，又有相似之处。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对苏轼寓言散文产生影响，而苏轼的寓言散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柳宗元、苏轼对寓言的发展都到了重要作用。柳宗元、苏轼在寓言创作上有许多相同、相似的地方：<br>1、柳宗元、苏轼的寓言现实针对性很强，往往是对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讽谕。如柳宗元的《罴说》：<br>鹿畏 区， 区畏虎，虎畏罴。罴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昔云持弓矢罂火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区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甚恐，因为虎而骇之。区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罴。虎亦亡去。罴闻而其类，至则人也，卒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①P388<br>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能模仿各种野兽叫声的猎人，他没有实际的武力，只好用蒙混吓唬的办法对付猛兽，用虎的叫声吓 区，又用罴的叫声吓虎，结果招来了罴，毫无办法。猎人以打猎为主，却无半点降龙伏虎的实际本领，只能象一个口技演员一样“吹竹为百音”企图侥幸捕获猛兽，结果自食恶果。这则寓言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所写。当时虽距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安吏之乱”已达十多年之久，但由此反映的许多社会问题却并未解决：藩镇力量的扩张，中央集权的削弱，依靠阉臣、排斥革新派。作者把批判的笔峰直指那些外强中干，腐败无能的封建官吏，并以此讥刺唐朝廷“不善内而恃外”，采取“以藩治藩”办法的失策。<br><br>如苏轼的《虾蟆夜哭》：<br>艾子浮于海，夜泊岛屿，中夜闻水下有人哭声，复若人言，遂听之。<br>其言曰：“昨日龙王有令： 应水族有尾斩。 吾鼍也，故惧诛而哭。汝虾蟆无尾，何哭？”<br>复闻有言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会科斗时事也。”<br> ——苏轼：《艾子杂说》①P388<br>这则寓言中讲到虾蟆在听到龙王“应水族有尾斩”的命令后哭泣。那么虾蟆并无尾，为什么会哭?是虾蟆杞人忧天吗？文中借虾蟆之口说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会科斗时事也”。是的，虾蟆的幼虫是科斗，曾长过尾巴，无意中触犯了龙王爷的清规戒律。龙王随时可以提讯你、随时可冶你的罪。作者借此影射当时社会这“理会科斗时事”的情况。<br>寓言中所说“龙王有令”所说的“应水族有尾斩”这句话，其词句是取材于当时政治事实的。据毕沅《资治通鉴续编》记载：绍圣四年二月。宋哲宗厌恶元佑间宰持（宰相），下制追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其臣僚趁机进言曰：“对其首尾附会之人……亦当量罪示惩。”哲宗果然首肯，于是与元佑宰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