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宣教策略对今天的中国教会有什么借鉴之处
（一）扎根基督，立足本地
从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上，他是采用圣依纳爵所说的“如果你要影响一个人，你从对象的情况进去，慢慢改变他，帮助他，从你自己的思想里出来”。
这包括在穿衣服方面的适应。罗明坚神父最先住在庙里穿僧服，利玛窦与他一起住进去。后来有些儒家学者告诉他，这并非是最理想的方法。罗神父在1583年得到总督的准许，居留在那里。他写信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变成了中国人，为的是使中国皈依耶稣基督”。
他们穿僧服，剃光头，为了更像中国人的样子。除此以外，利神父也赞成起一个中国人姓名（为外国人似乎是件新事），还有学习在中国的风俗礼貌。
（二）习俗随缘，坚持原则
他下了很多功夫，了解到中国社会那么敏感的事，如分辨社会的阶层，应该知道对怎样的人送怎样的礼物，什么时候送比较适合。而且在请客时要准备很多事情。有时他需守教会的斋日，从来不放弃信仰上需守的任何规矩。他很清楚告诉别人他在守斋，不能吃这些食物，别人也都接受了，因为他们很快就感到他的规矩不是随便的，因此十分信任他。
除了礼俗外，他一直研读语言。后来他觉得写中文比意大利文还容易。在艺术方面，他也不断努力在装饰圣堂，客厅等场所很重视中国传统艺术。所以客人觉得这个不是外国样子，使客人有归属感，亲切感。
利玛窦很早就发现，在中国社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情。他在几年中一定学到（缘分）这个字。利玛窦的缘分很广，他接触了很多人，与人交往范围很大。对西方人而言，中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谜。他借着这样的友谊，慢慢地学习比较深的中国思想。与他交往的人发现这个人有东西，他的思想很丰富，学问广博，十分值得交往。以友辅仁。
（三）探寻方法，多元合一
利玛窦在文化方面一直在研究神操。他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福音方法。然而，福传本来是一个整合多元素性的方法。一方面，他愿意传扬福音，另一方面，他觉得直接的传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想应该有一些因素和福音配合在一起，就是用多元的方式来进行。
有时候，他把中国文化思想放在前面，有时候却把福音放在前面，常常注意中国思想。这是两个因素很奥妙的配合，实在需要一个才子来应用这种方法。他学习祭祖敬孔，这并不是信仰方面的事情，这是人们对伟大孔子的敬礼，感恩的表达。对祖先给后人的智慧，我们感谢他们。对天主的名字都很开放。利玛窦神父也把中国文化思想介绍给西方。 在要理教授方面，利玛窦用了以下方法：
利神父第一本教理书籍《天主实录》中，他是比较护教性的，为准备后来传福音使用的教理书。利神父用一些图片表达写上天主经，圣母经，信经，天主十诫等等。信徒们抄写学习这些经文，利神父不断地修改。为很多人有不同的经文，后来发现有些紊乱。利玛窦神父认为应写一册通用新的要理本。1605年出版《天主教要理》他还觉得不满意，继续修正。1615年再版要理本《天主教要解略》。说明基督徒的德行，圣事，而少讲耶稣基督十字架死亡及复活。因为那时，他感觉到跟他接触的人很难接受在历史上具体的耶稣。不是说他不提而是少提。
经过他的要理讲授，帮助人们准备领洗。当领洗后利神父发现，他们转变很大，又要求他们彻底放弃一切其他宗教的书，花，物件，纪念品等都应抛弃或焚毁。这导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感。是否利玛窦有在宗教方面的优越感？研究他的一切著作，他的行为中，结论是：这不是从他本人优越感而来的，而是当时天主教一般的基本态度而来的。罗马天主教会在特利腾大公会义以后，非常肯定天主教是全世界上唯一得救的方法，如果你真正进入这个得救的教会，就应该放弃以前其它宗教中的所有一切事物，即是说：“教会之外无救恩”。当然，梵二教会重新的反思并肯定地说：“基督之外无救恩”。
（四）培育人才，放眼未来
他非常努力培养本地圣召。虽然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一句话说：要培养中国神父。但是他在印度时1581年在给当时总会长神父写信，分享感受中，有五个方面充分证明他注重培养本地圣召
1、本地的圣职人员非常重要。
2、他反对对印度的态度，印度修士是“二等修士”。
3、利神父倡导使印度修士与外国修士受同样的培育。
4、他不赞成长上、主教和修会把本地神职人员派在非常偏僻，不重要 的地方，以免他们影响教会的生活。
5、我觉得非常可恶的事，把欧洲人放在第一位印度人放在次位。即使印度修士很有天赋，超过欧洲人。
总的来说，利玛窦发现要建立一个地方教会，非有本地的圣职人员不可，他眼光很远，提出另一个可能性说：如果教会受到迫害时，外国传教士都离开后，没有本地人领导教会，谁来维持教会的生活呢？联想到当今中国天主教会的现状，教区不能及时选圣主教，又有谁来带领基督的羊群？
这是一个很现实又具有前瞻性的问题。
（五）信仰坚定，博学善思
远渡重洋只身进入中国传教，须要极大勇气，在异国他乡，仇视和怀疑洋人的中国人里面生活传教，对利玛窦神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首先，是来自语言，文化上的不同。利氏虽然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但是要学懂中国语言，熟悉中国文化是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和精力的。这需要具有极大地勇气和毅力。
在利玛窦神父面前，中国大陆是欧洲人从来没到过的地方，是欧洲人视为野蛮的民族；而且将是一去不归，将来白骨在何处归士，自己也不能预测。有为基督牺牲的精神，利玛窦即知道来中国传教，意味着什么；又为着在新地域内宣传福音而沸腾。但他欣然就道，还诚心感谢天主；自信能够出国传教，乃是天主的一种大恩。一切交托给天主安排。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他并没有将欧洲天主教的礼仪，习俗，文化照搬中国传教。他首先是尊重了中国社会的习俗和文化，他可以穿上和尚服装剃光了头，与中国的佛教相似，那只是外在形式。后来，又改穿儒服，留长发。这并不影响信仰基督的核心；相反，正是因为利玛窦的这种适应环境，方法变通，形式灵活，才使天主教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发芽，生长。以至果实累累。因此，今天中国圣教会要想将耶稣的福音，使中国人接受，就必须效法圣保禄综徒“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人”的传教思想；向利玛窦一样融入中国社会，学习掌握中国文化，尊重中国传统习俗，适应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修养。像中国人一样，才能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面对当今世界，人类思想的不断开化，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时代，学习效法利玛窦精神“出世又入世”的灵修观不是很有启发意义吗？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参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其他人一起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安康的社会。另一方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又不能被世俗的社会所同化，要保持一个光和盐的作用，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时刻警醒着，天主的国临近了。
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经验得出，要使基督信仰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让西方的文明符合中国水土，不要强调外在形式，信仰的本土化工作是当务之急。也只有在把信仰用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文化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才能吸引更多人走向信仰。
利氏虽然死了，生前甚至未能见到中国的皇帝－他心目中的「东方康士坦丁大帝」，但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他开辟的宣教工场，他所推行的宣教策略，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研究和解析，都成了后来的宣教工作不可缺少的资源和指引。他和徐光启等人所翻译的大量西方科技、数学、地理、水利、工程和人文学术方面的文献，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对与天主教来讲，最重要的是利玛窦为其宣教事业打开了通往中国内地，通往明朝首都北京的门户，直接造就了第一代中国信徒，并建立了潮州、南昌、南京、上海和北京的永久性宣教据点。他的功劳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今天在纪念利玛窦来中国400年时刻，学习利玛窦的传教精神，有着深刻意义。学习利玛窦并不是要向他一样，也要剃光头，或改穿儒服，学习科学知识，上懂天文下晓地理，也搞出几项科学发明，在科技上有重大贡献或多大影响。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生今世不用传教只去学习，恐怕也赶不上利氏的一角，哪里还会有时间和精力去传福音，去做爱德工作呢？我们学习利玛窦传教精神，是学习他能适应不同环境，在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环境下传播福音。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其中，并不是强调外在的礼仪形式，注重的是内在的信仰。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深入到社会政治，文化，习俗的核心部分。与不同阶层的人士广交朋友，争取当权者的赏识与信用，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基督徒要有适应的能力，有坚贞的信仰，有一定的专长。一句话，信仰坚定，素质要高，才能达到适应的目的。
为了适应环境和形势需要，利玛窦决定放弃采用僧人的名字。僧人就像我们的修士，地位低下。在中国有三类宗教，僧人的地位最卑下，主要因为出身贫苦，没有念过书。当然他们也修行，可是比其他人的毛病多一些。特别是官吏们，不但与他们的宗教不同，而且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人们还把我们同僧人一样，混为一谈。许多人羞辱我们，儒士文人也不愿意让我们到体面的地方去。
为此我们遵照视察员神父命令，除穿儒服还留起胡须，改口让家人按儒名叫法称乎我们。这并不是为了尊重，主要是为了改变地位。让人知道我们是神学家，是文人墨客。由此，儒士们也允许我们到那些体面的地方去了，也愿意同我们交往。因为有地位的人不同僧人交往。
有许多人是真正的皇室宗亲。也有许多文人墨客和士大夫，他们都担任文武高官要职。由此，基督信仰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家，应该说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哲学，但是，一旦有人教给他们。那么，他们会在许多方面超过我们。
利玛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透骨入髓的认识和了解。
他非凡的洞察力和极强的应适力，为他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尊敬。他的成就孕育在他的平凡之中，被称为“西来孔子”的圣者。这位圣者有着平凡的生活。他感觉到自己的不足、疲惫以及软弱。这使得我们与他心心相通坦诚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平凡的神父、平凡的学者、平凡的人。他的信心、坚强、韧力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与崇敬造就了他的伟大。回顾历史，见微知著。